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首领也先亲率蒙古骑兵攻占大同，大同告急。明英宗朱祁镇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亲征，在土木堡与也先部队交战。明朝军队指挥混乱，主动出击后又班师，受到蒙古军队夹击大败，王振被杀，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战争结束后，也先乘胜追击准备侵占北京。时任兵部侍郎于谦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进行了北京保卫战，守护了困境中的明王朝。[1]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土木堡之变后围绕迎复英宗朱祁镇与瓦剌送还，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使臣交涉的事件。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终于南归，结束“北狩”生活，这既是明朝中央权力转移、朝臣经世思想的变更的过程，也是瓦剌内部矛盾显现、经济依赖明朝供给的反映。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对蒙古的政策上也以“土木堡之变”为鉴,趋于保守。[2]

背景形势

蒙古部族

明军1368年攻克大都，标志着元廷在中原统治的结束，元朝廷向北迁徙。明朝与北元多有对峙。永乐时期，蒙古部族分为东西两个政治势力，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剌。而鞑靼势力最强者为阿鲁台，瓦剌则由诸部落首领统领。永乐大帝率军三次征讨阿鲁台部，沉重打击了东部鞑靼的力量，但是西部蒙古势力瓦剌的力量却逐渐壮大，瓦剌马哈木之子脱欢势力崛起，统一了漠北诸部族。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成为瓦剌部族首领，势力日盛，并联合元朝后裔进行东西扩张，对明朝形成了严重的威胁。[3]

也先嗣位后，兼并蒙古诸部，并挟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利用军事征伐、封官设治、联姻结盟等手段，拉拢和征服周围诸族，致使“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并以兀良哈三卫和沙州等卫为左右翼，在北方形成了与明廷相抗争的强劲政权。[4]也先表面上对明朝称臣纳贡，借此得到了明朝的巨额赏赐。另外，他还通过民间贸易和朝贡贸易用马匹换得了大量的金银、绢帛、铁器等，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最初，明朝规定瓦剌部进贡人员不得超过50人，到了正统年间，却增至到2000人，并且常常携蒙古部其他人同行，以获得更多更贵重的赏赐。他们常常还在途中向当地人索要财物，甚至抢劫、走私兵器。明朝廷多次下敕书禁止，但是他们都置之不理。[1]

明朝内部

明朝初建，针对元廷北逃的形势，朱元璋提出不进行深远追击，固守边疆的方针，采取对蒙古通好、积极进行防御的政策。首先沿着旧长城，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在长城之北建立了三个外围的军事重镇。其次就是重修长城，对旧长城不断进行修缮和巩固，虽然长城的工程连年不断，但在“土木之变”前都没有形成一定规模。除了加强军事防备之外，朱元璋还多次从山西、浙江等地大规模移民至北平一带开垦荒地，恢复地方经济，充实边防。[1]

靖难之役后，朱棣成为明朝的皇帝，是为永乐大帝。因北平是其主要的发祥之地，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天子居此，正所谓居重御轻，从而加强了北方的防务。朱棣对蒙古采取的是比较主动的政策，一方面继续与蒙古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另一方面以攻为守，如果蒙古贵族进行挑衅，则坚决予以打击。朱棣曾五次亲率大军，远征漠北，有力地打击蒙古的侵略形势。仁宗和宣宗时期，基本继承了洪武、永乐时期的防御政策，缺乏新的战略思想。[1]

正统以来，积极防御之心日淡，消极笼络之心日强。瓦剌部来朝贡使，每每邀赏都贪得无厌，朝廷却一再迁就，殷勤招待，厚加赏赐，尽量满足。明英宗年少即位，宠信太监宦官王振。王振结党营私，纵容其羽党贪赃枉法，私自制造大量铁制箭簇等武器，贩给瓦剌，谋取暴利。另一方面，明朝的边防实力也逐渐削弱，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废弛，卫所军官中饱私囊，士兵沦为他们的“农夫”，这大大削弱了明朝边防军队的战斗力。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明朝廷的重视，危机正在慢慢地逼近看似繁荣的大明王朝。[1][2]

发生原因

朝贡贸易的矛盾

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的贸易由来已久，蒙古地区对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手工产品等有大量的需求，而中原地区则需要蒙古地区的马匹、肉类等。但是由于于蒙古部族对中原货物的强需求性，就决定了在这种贸易中，中原地区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明朝建立后，太祖即布告天下，召各国来华朝贡。而对于当时分裂混战却始终是心腹之患的蒙古，明廷则根据“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的统治经验，通过朝贡和互市对蒙古部族抑强扶弱，并拉拢部分蒙古封建主。自明成祖之后，双方的贡市就成为定制。明朝还以回赐的名义送给瓦剌封建主大量的贵重物品，以羁縻蒙古。[5]

由于明朝廷往往薄来厚往，蒙古诸部族非常重视这种朝贡贸易。通过朝贡贸易不光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还能壮大自己部族的实力。在蒙古部族部落分裂混战期间，各部族都想和明朝保持良好的关系，以求壮大实力。但是当蒙古部族逐渐统一之后，他们的贪欲也就越来越大。其具体的表现为：参贡的人数不断增加、索要回赐更加贪得无厌、虚报使臣人数等以求更多的赏赐。如：正统二年（1437年）秋瓦剌顺宁王脱欢等遣都指挥佥事阿都赤等二百六十七人来驼马。正统四年（1439年），脱脱不花再次遣都督阿都赤千人来朝，这次的使团人数从之前常见的几百人猛增到千余人；再到后来，正统十二年（1447年），“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来朝”，来使人数已经高达两千人，明朝廷依然按例给赏。王振为了粉饰太平，在正统年间，蒙古历次的朝贡，都基本上无不给予，这也就为之后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了伏笔。[5]

大规模迎来送往的朝贡贸易，使明朝的财政不堪重负。正统年间的朝贡贸易逐渐变成脱出贸易常规，变成也先讹诈的手段。明朝方面虽然想扭转形势，但是迫于两方的形势被迫如日。在此背景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再次遣使朝贡，又虚报使团人数，王振怒极之下，下令以实际人数给赏，即瓦剌所奏请的五分之一，由此恼怒也先，驱兵南下，并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5]

也先的扩张野心

也先是一个拥有政治抱负且能力不俗的蒙古部族领袖，他暂时统一蒙古诸部族后，企图进一步重建“大元一统天下”。也先常常将明朝称为“南朝”，而以“北朝”自称，显示出其与明朝政治对立的立场，真实意图也是与明朝争夺天下。例如：郑晓《今言》记载：“也先因与同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明英宗实录》卷235“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子”条记载：蒙古骑兵“累至边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因此，其南下进攻明朝也是蓄谋已久。[2]

联姻不成

《明英宗实录》[6]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壬子，记载：“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迄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边开衅，请置诸法，诏下锦衣卫鞠之。谈迁《国榷》记：“虏时要索中国,贵无有者,使輒许以媚虏,又往往出好语迎中之。也先奏胡乐,使者曰：安能及汉伎也？他日请赐若。也先因请婚,使者诺,吾为若奏上,许矣。也先大喜，夸示诸虏,前贡马报使三千人,上答诏不及婚事,礼部复不尽予三千人饩,予之物不及所请五之一，虏大愧怒。” 一次明朝使臣与也先部通使的过程中，也先要求与中国结亲，通使的使臣私自许诺了。后来也先进京进马当作聘礼，朝廷回复并不知情，而且回诏也没有继续与也先部结亲的意思。这就惹恼了也先，遂侵略中国。[7]

战争经过

也先入侵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入侵。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攻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敕知院所统率，直接攻击宣府和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2]

猫儿庄之战

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迅即兵败战死。[2]

阳和之战

1449年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今山西阳高西北）防御。紧接着，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与瓦剌战于阳和。由于太监郭敬从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奔还逃回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1][2]

也先军队锐不可挡，大同明军交战失利。塞外城堡，接连失陷。明军几经接战，前线败报频传，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则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1][2]

英宗亲征

大同的军报传到北京，王振与英宗于震惊之余居然热血沸腾，以为“以大明的天威和天子的感召，定能顷刻之间将也先击败”，于是拿定了御驾亲征的主意。吏部尚书王直等人率百官竭力劝阻，明英宗不听，终于七月十六日，率大军仓促出发。十七日到达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南）。由于组织不当，士兵又未经过战阵，夜间宿营时，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大概是巡夜士兵弄出了异样声响，结果睡梦中的一部分官军以为敌军来袭惊慌而起，乱作一团；误会很快澄清，但是一场虚惊无疑给出征带来了不详的征兆。[1][2]

十九日，车驾过居庸关。二十日，过榆林站。二十一日，到达怀来城西。二十二日，到达雷家站（今河北省怀来县东）。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县）。倒霉的事接连不断。兵部尚书邝埜在行军途中跌下马，受了重伤，勉强支撑着随行。此时北方正值雨季，连日风雨不停，道路非常泥泞，大军还有到达大同，就已经出现饿死、冻伤的士兵。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南）。面对这些情况，王振既不分析寻求改善，也没有表现出撤退的意愿，反而像是驱赶着牲口督促大军行进。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屡次上章请求回撤，王振非但否决，而且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直到天黑才让搀扶。成国公朱勇向王振“奏”事，需“膝行向前”。连王振的亲信、随军钦天监正彭德清也对王振说：“天象示警，不能再往前了，否则陷圣于草莽，谁来负责呀?”内阁大学士曹鼐也说：“我们做臣子的命固不足惜，可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却两眼蒙蔽，看不清现实，继续督促行军。[1][2]

二十五日，到达万全屿（今河北省万全县一带）。二十六日，到达怀安城西（今河北省怀安县）。二十七日，到达天城西（今山西省天镇县)。二十八日，到达阳和城南。到了以后，看到这里尸横遍野，众军恐慌万分。二十九日，到达聚落驿（今山西省大同县聚乐堡）。八月初一，大军到达大同。初二，英宗驻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诸军在大同不敌北元军队，招致惨败。突然又降临大雨，致使人心惶恐。因此，王振开始惊慌撤退，撤出大同。[1][2]

回军路线

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北）退兵，让朱祁镇到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省蔚县)经过，摆摆威风，光宗耀祖。但是如今心境已然破坏，一切都往坏处去想。他想到，这么庞大的军队经过他的田园一定会对他收割在望的粮食造成巨大的损失，况且未交战就撤回，皇帝也不会有很高的兴致。于是他不顾大军已经向南走了四十公里的事实，命令队伍折回东北，重新回到宣府，由出征之路返回。大同参将郭登、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知后急忙前来劝阻表示已经临近城池，不必要也不应该在宣府受威胁的情况下折往北路去冒险。但专注于个人威势的王振对这充满警示的劝告依然不闻不听，一意孤行。[1][2]

大军迂回周折，耽搁了数天宝贵的光阴，直到八月初十日，才到达宣府。这么长的时间给了也先充足的追击时间。明军进入宣府之日，也先命伯颜铁木儿率领一支追兵到了宣府东南、距宣府仅60里的鸡鸣山，堵在了明军前进的道路之上。也先亲率的大军则紧追而来，形成对明军的夹击之势。英宗和王振一面派出部队迎击瓦剌，一面慌忙南绕。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受命断后拒敌，迎战也先骑兵，结果大败，士兵死伤大半，兄弟二人双双战死。英宗又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兵前往支援。年迈无能的朱勇把部队直接领入了蒙古人的包围圈，结果三万骑兵被杀掠殆尽，朱勇和薛绶本人也成了刀下鬼。驻军鸡鸣山的伯颜铁木儿得知后，假装敌不过前来迎击的明军故意北撤，以诱使英宗和王振进入更深的圈套。[1][2]

八月十三日，英宗到达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距离防御设施比较完备的怀来县城仅20里路，随行的文武大臣都劝说皇帝入住怀来城歇息。然而，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王振却惦记着装着他个人财物的一千多辆辎重车还没有跟上，于是决意夜宿土木堡。[1][2]

土木堡之战

八月十四日，当皇帝和王振准备命令军队启程前往怀来之时，才发现他们已经被蒙古军包围了一圈。蒙古人先期占领了土木堡之南唯一的一条河流—妫川（今下游人官厅水库），断绝了土木堡水源。这一问题显然是英宗和王振在进入土木堡没有考虑过的。土木堡，位于高山至河谷的坡地上，地势较高。堡里原来仅有的几口水井远远不足以供应几十万人马饮用，明军深挖井以取水，然而掘地二丈仍不见水。缺水成为陷于包围之中动弹不得的明军的致命危机。明军人马两天缺乏饮水，而也先的骑兵仍源源不断地聚集过来。守卫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率领士兵艰难地抵御了一天一夜。也先因惧于明军人多势众，坚持围而不攻，以求明军不战自乱。

十五(农历)日，也先心生一计，假装撤退，并派使者到明营请和。朱祁镇和王振喜出望外，当即同意议和，派了两名通事随来使前往也先营。王振看到瓦剌军“果真”向后撤退了，便不作分析地下令全军撤离阵地，“移营就水”。混乱随机产生。干渴难耐的士兵顾不得纪律和布阵，纷纷越出壕堑，急奔河流而去，明军大乱。明军的动态时刻为也先所掌握，当明军刚一移动，混乱出现之时，瓦刺军立即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末。这下，本已失去控制的明军更加慌乱，士兵东奔西突，争相逃逸，根本无法组织有效地抵抗。瓦剌骑兵蹂阵而入，挥动大刀，猛砍乱杀，将一个个忙于奔逃而并无抵抗的士兵斩杀。瓦刺军边杀边呼喊：“解甲投刀者不杀!”，极大地涣散了明军士气，加之明军互相冲突、践踏，一阵战罢，明军丢盔弃甲，尸体蔽野塞川。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见此惨景，压抑已久的怒火轰然爆发，他举起铁锤直奔茫然不知所措的王振，一边猛击，—边怒吼：“我为天下人杀了你这个贼!”，当场将王振砸死。[1][2]

由于变故突然，朱祁镇的护卫亲军也有被冲散的。未散的亲兵试图全力保护朱祁镇乘马突围，但乱军阻挡，根本无法出去。王振被杀，亲兵也所剩无几之时，朱祁镇索性下马盘膝，面南而坐，双目紧合，心中祈祷，静静地等待战斗结果。一个瓦刺士兵要来剥取他的衣甲，见他衣着、神色镇静皆与众不同，就推拥着他去见也先的弟弟塞刊王。最终明英宗朱祁镇成为瓦剌军的俘虏。[1][2]

战争结果

军械人员战损

土木堡战役中，随从出征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了铭、王永和等50多名朝廷重臣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太监喜宁投降了瓦刺，将明朝内部的虚实情况全部供出。50多万士兵死伤大半，余皆逃散失踪，最后跑回京城的仅有极少数。骡马20余万，并大批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战后一个月，农历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近日在土木拾到所遗军器，计盔6000余顶，甲5080领，神枪11000支，神铳600余个，火药18桶。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又报：于土木拾到盔3800余顶，甲120余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0余把，神箭440000枝，大炮800个。由此可见，明军损失之惨重。明英宗则被蒙古军俘虏。对于如何处决明朝皇帝，也先经过与众人商量，决定保留明英宗，作为与明朝外交的筹码，谋取中原地区的最大利益。[1]

京师震动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有人主张迁都南避（以徐有贞[a]为代表[8]），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反对迁都，并拥立朱祁钰即位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百官纷纷要求严惩王振，马顺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怒不可遏，杀马顺、毛贵和王长随等泄忿，籍没王振家产，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 同年十月，也先率北元军队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为人质，向明廷进行勒索。此时明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以于谦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北元军队。也先受到夹击，勒索不成，挟英宗北还。不久也先与明廷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

战争影响

明朝

一：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明朝战略由攻转守全面改变，再无力远征，明朝进入中期阶段。

二：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三：由于此期间明朝国势渐衰，对边外蒙古的政策更加趋于保守，转变为一种消极的固守应付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出消极被动性、封闭僵化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实质是一种民族隔离政策

蒙古

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帝，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9]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艰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一些内地的汉人由于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10]

历史评价

叶盛：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观，边关不可不固也。

于谦：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袁敏：臣知胡寇猖獗，所谋非浅，即于营中具本奏：留大将一员统领官军三四万及臣等报効之人，相机于要紧之地住札，以御虏骑突冲。于时太监王振专权，不留官军，止留臣等九百人于宣府总兵官杨洪处操备。向使其时用臣所言，命将屯兵于宣府城南或鹞儿岭扼塞之处，纵虏贼欲击大营，而此必能御敌。岂致一败至于如此之甚乎，此实王振专擅之罪。[8]

聂忠：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俱用红盔、黑甲。正统年间改造明盔、明甲。十四年太上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

李实：中国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于不意，未可以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

把秃：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气候。

杨善：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因四方无虞，只修营寺宇而已，何曾操习，被尔虏兵陡然冲突，如何不走。”

李贤：“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石天柱：北虏年来其势愈甚，而吾亡卒多为之向导，朵颜新与之和亲，沿边兵食俱乏，攻守无具。万一有奸邪结虏，敢为内应，如己巳土木之变。其何以御之。

刘飬粹：蕃部日盛，土木之变乘舆为其所获，而始追究于大宁之弃，使三卫为之乡道也。吁可以观世变矣。

杨铭：朵颜三卫为东北藩篱，岁入朝贡，熟知道路，向被虏酋也先招为乡导，致有正统己巳之变。

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蒋冕：英庙出塞征虏，诚欲为国为民剿除边患，非事廵游也，然虏未及征，已有土木之变。

霍韬：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

谷应泰：然予尝论之，寇准饶学术，可以战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战而英宗骤举。是则澶渊之会，以重发而丧功；土木之变，又以轻为而至败耳。彼王振倡谋，喜宁反噬，虽一死沙场，一膏斧锧，而罪浮罄竹，报不蔽辜。宜乎靖康诛童贯，而贾生之书必欲缚中行说而笞其背也。[6]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 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注释

[a]徐有贞是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要参与者和谋划者，也在后来害死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时期，徐有贞叫徐程，后来因为升迁不力，才改名徐有贞。

参考资料

[1]吴文涛.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01

[2]翟禹. 论“土木之变”[C]. 《中国长城博物馆》, 2013, (3): 30-33.

[3]蒲章霞. “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D].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4]也先EB/OL.故宫博物院. [2022-11-03].

[5]谭超.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J]. 黑龙江史志, 2013, (21): 99-100.

[6]尹直. 明英宗实录. 李贤、陈文、彭时. 1467

[7]蒲章霞. “土木之变”原因考述[J].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2010, (00): 47-56+406.

[8]于谦传.古诗文网. [2023-03-03].

[9]曹永年. 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1): 46-54.

[10]吴云廷. 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J]. 河北学刊, 1989, (3): 106-111.

条目合集

土木堡之变相关人物

朱祁镇

明朝第六位皇帝

王振

明代宦官

绰罗斯·也先

第二十八代蒙古大汗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3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