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的传说

历史源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约170万年前到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是发现远古人类文化遗存最多的国家，是世界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漫长的原始社会终于走到了尽头，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奴隶社会的开始。

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称黄帝为“人文初祖”，炎帝、黄帝、蚩尤和尧、舜、禹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末期社会的情况。应注意黄帝之所以受到后人尊敬，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华夏族的祖先，是中华文明的创始者，即“人文初祖”。禅让制，应掌握两点：一是它实行的时间，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二是它的实质，是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

舜的时候，黄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灾害。舜任用禹去领导治水。禹带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进江河和海洋。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战胜洪灾。在治水过程中，禹昼夜辛劳。后人高度赞扬他的治水功绩，称之为“大禹”。

禹的时候，阶级已经产生，我国原始社会走向瓦解。相传禹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父亲修筑土城，来保护家庭财产。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以后，对外用武力征服别的部落，把俘虏当做奴隶。对内享有特权，召开部落联盟会议时，到会的首领都要带 财物来送给禹。有一次开会，一个部落首领迟到了，禹就把他杀死。^[1]

现今的羌族有3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和松潘县，以及与这一带毗邻的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羌族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说其古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相传夏代的创始人、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就生长和兴起在川西北的羌地。说其年轻，因为羌族正式作为一个民族确定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如今的羌族除主要聚居在四川西北以外，还有少数聚居在贵州铜仁地区，那是明代才从四川迁移过去的。

大禹在我国名声很大，许多人了解羌族是从大禹与羌人的关系开始的。笔者曾受邀去北川参访“禹穴”这个传说中大禹出生的地方。禹穴在北川县中部禹里乡，这里有石纽山和摩崖甘泉，相传大禹的母亲圣母最初就住在此山并饮用甘泉的水，从此才孕育了大禹。在禹穴对面，至迟从唐代开始当地人就建有禹庙来纪念大禹。例如大禹纪念馆等一系列仿古建筑。

大禹与羌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国古代的史籍很多，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大禹生于西部石纽的说法；到了汉代，正统的文献多说“禹生西羌”或“禹兴西羌”，并在当时的碑铭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现今的羌族地区多有大禹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大禹的出生地。比如汶川县绵池镇、理县通化镇、什邡县就联坪等地都有“石纽山”、“禹穴”这些古迹的存在。这是因为汉代人说“禹生广柔石纽”。那时的广柔县地域很广，几乎包括了上述各地，加以这一带从来就是羌人聚居区，羌人崇拜大禹，所以他的传说与遗迹就自然遍布在这一带羌族地区了。（来源：文摘报 作者：李绍明）

主要内容

版本1

西汉时司马迁著《史记》。当时的古汉语和汉字已基本统一，因而笔者将《史记》中的禹传说，称为禹传说的汉语版本。《史记》将禹传说集中写成《夏本纪》，使其成为夏禹的正史。史迁在其他篇章里时而引有禹传说。如《六国年表》里说：“禹兴于西羌”。但《夏本纪》的夏禹史，语焉未详，无法使人知晓禹生于何时何地，创业于何乡何土，又死于何方何处。因为此，史迁所言的“西羌”、“涂山”、“会稽”、“禹穴”等地名，竟成了争论不休的千古之谜。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史迁所记，是当时诸子百家的主流说。尽管其内容早已支离破碎，在当时的人看来，禹的主要历史就是如此。两千余年来，《史记》代表的汉语版禹传说，事实上已成为禹历史的正统。

按《史记·大宛列传》讲，司马迁是见到了《山海经》的。他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纪》已失传，《山海经》今尚存。二书的言禹事，史迁却认为是“怪物”而“不敢言之”。可见二书之语言文字表述，是有怪异不明之辞，史迁没看懂，故未加以引用。当时人刘歆在《上山海经表》里却指出：“《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并言“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指明经文载有鲧禹之事。约四百年后，东晋郭璞在《注山海经叙》里，大谈“怪所不可怪也”，而且申明《山海经》为“夏后之迹”。研究证明，《山海经》的确是一种“禹书”，司马迁与其擦肩而过，不能说不是遗憾。

但是，我们还应该为史迁说两句公道话。他为何在《大宛列传》的跋语里提到《禹本纪》和《山海经》两本书呢？我们细看张骞出使西域所提到的地名，其实与夏禹和虞舜有关，如“大夏”和“妫水”。禹建大夏，舜在妫水娶尧之二女，已是文字记载的传说。在现存的《山海经》里，妫水已演变为“郁水”，却仍然记着大夏。司马迁没有明说，但他很可能考虑了这个问题；至少表明了他看张骞所说的大夏、妫水，乃至邛杖、蜀布，与《禹本纪》和《山海经》应该有点关系。否则的话，在此提及二书岂不多余？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处理史料非常严谨。他虽然在《五帝本纪》一开始就写了黄帝，却在跋语里又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可见史书中也有不谈黄帝的，也许它就是真理。在《夏本纪》里，他在正文中写道：“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而在跋语里又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迁这一多说并存的治史方法，尽管有沙子，但金子也不会遗漏。

司马迁接触的禹传说，实际上也使用了羌语版或羌汉融合语版的材料；由于当时已经分化，甚至是异化，所以他不得不疑，有时也疑得正确。如“禹会诸侯江南”的“江南”，实际上是蜀人倒装语“南江”。《海内东经》云：“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高山是岷山的古称，城都是“都城”，此指“广都”(又作“都广”)。这就是禹都“阳城”，其地就是“会稽”。经文把会稽写作“集獾”或“会稽”，史迁又作“会稽者，会计也。”足见会稽是记音字。“会计”是涂水会合稷水，本应叫“稷涂”，经文因形讹将它变成了“醌涂”、“巧涂”和“列涂”。这是甘南的两条水，在北边的“稷水”叫“北江”，就是今之白龙江；在南边的“涂水”叫“南江”，即今之白水江。北江与南江在今之碧口会合，故称为“会稷”(倒装语称“集获”)，又叫做丑涂之水，合水处之山则叫巧涂之山。《大荒南经》上说：“巧涂之山…一禹攻云雨。”郭璞注：“攻谓槎伐其林木。”这是禹在会稽的行迹记载。禹到会稽并非巡狩，而是“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考阳城之故地，当在今甘南文县境，其地就是“都广”，因城池在涂水(南江)，之北岸，水北为阳，故称阳城。

在《山海经》里，禹的羌语名曰“颛顼”，帝喾的羌语名叫“姑逢”(即鹄，又作“观扈”)。禹王与鹄王有交替关系，由于人族名分化，后世把禹与颛顼、鹄与帝喾分别断为两人，也就“层累地造成”了古史的颛顼系。司马迁把颛顼与帝喾写进了《五帝本纪》，形成了我国古史的千古大错。近代史家们找不到颛顼的来历，往往把帝喾与帝舜相混，其原因由此自明。再者，禹的羌汉语融合名叫“蜀”，西汉时扬雄著《蜀王本纪》，当时的人包括史迁，都没有把古蜀史视为禹的历史，而是将其当了诸侯的地方志。由此可知，西汉时禹的历史不仅被汉化，而且被异化。

司马迁的《夏本纪》是汉语版禹的正史，其《五帝本纪》中的颛顼和帝喾，则是禹与鹄的异化和汉化，成为汉语版的古帝史。禹传说的汉语版本，当然还有他书，如《尚书》、《吴越春秋》等。它们的特征是直接称“禹”，禹是所谓夏代首君的汉名。

版本2

著述古蜀史的专书，以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为著名。两书所记载的古蜀，表面看是“蜀史”，实际上说的是“禹”。《蜀王本纪》纯说蜀王，而《华阳国志》却说到了禹是巴蜀的先祖。以《蜀王本纪》为代表的古羌汉语融合版本，它的特征是把禹称为“蜀”。

古羌汉语的融合与分化，尚属假说。这里的“蜀”，在汉是虫，作“禹”。《说文》：“禹，虫也。”所以蜀史中称禹为“蚕丛”，《说文》释“蜀，葵中蚕。”可知其虫言蚕。“蜀”中有蚕，但它已经变了，这就是族属图腾的变相。《海外南经》云：“虫为蛇，蛇号为鱼。”郭璞注：“以虫为蛇，以蛇为鱼。”也就是说，“蜀”既是蛇，又是鱼。“蜀”在古羌语呼“颛顼”，其义为鱼。《大荒西经》以亚神话说：“蛇乃化为鱼，颛顼死即复苏。”在语言逻辑上，蜀就成了古羌语的“鱼”以及汉语的“禹”。可见禹为鱼是翻译，蜀为禹是汉化的转注。所以，蜀王在汉为禹王，在羌则是鱼王。我们在蜀字里，可以看到古代羌汉语融合与分化的现象，同时也看到了转注造字的端倪。然而蜀字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法，即“蜀”图腾的形态描述。我们在《释蜀》(载本刊2005年第4期)中指出，蜀字是由两个“一目一虫(蚕)”组合的图腾，因此蜀字在图饰上有“两个目”和“两个虫”。两目两虫被《华阳国志》表述为“蚕丛(重)”和“目纵(重)”，所以《蜀王本纪》也将蜀表述为“蚕丛”。蚕丛就是“两虫”，也可以叫“双蛇”，《山海经》作“两青蛇”或“两黄蛇”。古羌语表述双蛇却呼“仆牛”(《大荒东西》)，直译为“蛇纽”，意思为两蛇相纽。蛇纽在汉文献中被写作“石纽”，如“禹生石纽”，其意思就是禹生在蜀地。今羌族同胞崇拜的“白石”，当指其为“伯蜀”，也就是“伯禹”。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把蜀之先王称为“蚕丛”，指的是蜀的蚕主族。蜀的目主族则是“目纵(重)”，它就是“巴蛇”。《华阳国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即言巴和蜀曾经是一个合族，也就是蜀中有巴，巴中有蜀。常璩将鲧禹记在《巴志》中，又在《蜀志》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可见他把巴蜀分离了。其实，巴蜀原为一族，只是到了禹的后期，巴与蜀才出现分裂，这就是蜀史家们常说的巴蜀有世仇。古代的“巴蜀”应为一族，用一个“蜀”字来表示；鹄族则是“凫”族，用“鸟”字来表示。所以蜀、巴、鹄三族合族为国，《大荒西经》用“(鸟蜀)”字来表示。(鸟蜀)字被称为“鱼凫”，《山海经》却作“鱼妇”，云“有鱼(蜀)、偏(巴)、枯(鹄读如姑)，名日鱼妇(凫)。”《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也作“鱼凫”，李白诗《蜀道难》言“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见后世已把鱼凫分化出来，搞乱了历史的逻辑。由此可知羌汉语融合版中的“蜀”，人们偏颇地将它视为蚕丛，又把蜀、巴、鹄三位鱼凫王分化出一位多余的鱼凫。

在禹传说的羌汉语融合版里，没有说到禹的名字，只是突出一个“蜀”字。这段蜀王史，其实是禹王史；由于被分化，长期以来没有解密，遂被史家们错判为方志史。

版本3

旷世奇书《山海经》，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称其为“夏后之迹”；近人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里，又说它是“蜀人书”。此乃山海学研究指点迷津之论也。关于蜀与夏(即禹)，史家们已有新说，如林向先生在《蜀与夏》中提出的“蜀夏同源论”。蜀夏与颛顼的关系，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帝系》与巴蜀文化时，曾讲到“夏与蜀都出于颛顼恐怕不是偶然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少琴先生在其《巴蜀史迹探索》里引温少峰先生之论云：“夏也，蜀也，颛顼也，同一族属。”笔者以为，这应是“蜀夏颛顼同一说”的先声。

《山海经》虽然是汉字记录的书，但其中夹杂有不少羌汉融合语，甚至还有用汉字声假或转注的“古羌语”。所谓古羌语，即由汉字记音之语汇，其声与义与今羌语支语言的声与义相似相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海经》是代表禹传说的古羌语版本。尽管经文里也夹杂着禹和蜀字，然而其版本的特征则是将禹呼为古羌语“颛顼”。

《山海经》是禹时代的记录。瑞顼是禹的羌语名，意思为“鱼”，羌汉语融合作字为“蜀”。在《山海经》里，凡颛顼之称皆禹之名，只要我们前后贯通皆合符节。古羌语呼“颛顼(禹)为“鱼”，故形成许多鱼图腾的描述。如《海外南经》说“蛇号为鱼”；《大荒西经》还说“蛇乃化为鱼，颛顼死即复苏”，并将颛顼国称为“有鱼”；还有亚神话的鱼，《西次三经》的“文鳐鱼”(如图)，《大荒南经》的“海上捕鱼”、“食鱼”，《海外南经》的“两手各操一鱼”，《海内南经》的“人面鱼身”等等。古羌语呼“捕”为蛇，“捕鱼”言“蛇鱼”，即言“巴蜀”；“食鱼”读支鱼，言“鱼氏”，指蜀的姻族；“文鳐鱼”指禹，《夏本纪》云“禹，名日文命”。《山海经》里“文王”、“文鱼”、“文石”不泛其称。“鳐鱼”即“鸟鱼”，鸟古音读如“摇”，《南山首经》将知鸟写作“招摇”，《海内东经》把鹤鸟作“居繇”，是为内证。鸟鱼即是髑(鱼鸟)族徽的描述，因鸟是鹄，又叫它鱼凫。所以禹也是鱼凫王。在《海内经》里，禹的“夏像”被称为“延维”，郭璞注“委蛇”。委蛇就是文献中的倒文“豕韦”。古羌语呼“豕”为鱼，呼“韦”言鸟，翻译过来是“鸟鱼”，也就是鱼凫。

“夏”是禹祭天的全身像，有了夏字后才能够称禹为“夏后”(参拙文《释夏》，载本刊2007年第1期)。《山海经》没有夏禹、夏后之称，只把禹的朝廷称为“鲜朝”(经文倒装作“朝鲜”)。“鲜朝”是“禹朝”的羌汉融合语。禹在汉音言“鱼”，在羌则呼“禹”为羊。古人造字就是如此朴素，将鱼、羊合文为“鲜”，于是禹朝就变成了“鲜朝”。《大荒北经》说到鲧禹家族时，提到个“戎宣王”。这是个禹的衍生名。“宣”乃“鲜”之假，“戎”乃“我”之形讹。“我”形讹为“戎”，吴其昌先生在70年前就有说(《古史辨》第七册)。古今羌语言鸟呼“我”(阿)和“乌”(韦)。故戎宣王可译为鸟鱼王或鸟鲜王，即禹王。史实证明是禹王建立了所谓“夏朝”，因而蜀应在夏之前。史家们往往以为夏在蜀之先，实在是搞错了。《华阳国志》分别在《巴志》与《蜀志》中说，巴和蜀都“历夏、商、周”，这不是常璩的杜撰，当有史料所本。蜀王是禹王，是禹王建立了鲜朝，即禹朝，后世称其为夏朝。

在《山海经》里，颛顼指禹，由此我们可以考察到禹的生地和葬地。《大荒北经》云：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项与九嫔葬焉……有赤泽水，名日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项所浴。

经文“浴”不是洗澡，而古羌语言“羊水”，指“生育”。颛顼生在“沈渊”，“沈”为“蜀”的读音，声近蛇或树，盖言“蛇渊”，即蜀渊。禹生于蜀渊，渊指水之上游，即蜀水。文献中蜀水作“淖”或“浊”，《海内经》言“取淖子日阿女，生帝颛顼。”古蜀水指今涪江。涪江上游多源。此言“赤泽水，名日封渊”。封渊即是“涪渊”，可译为“蛇渊”，还可变为“鱼渊”，因为它就是“蜀渊”。“赤泽水”言“青白水”，可译为“青白河”。青白河今叫“青片(白)河”，在北川县境。北川县为“禹里”，还有“禹穴”等名胜，其处应该是禹的出生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专文讨论它。禹的葬地在“会稽”，在前我们已涉及。经文所言“河水之间”和“附禺之山”，提供了再证。河水之间指两水之间。没有稷水与涂水(北江与南江)，就谈不上两水之间，也谈不上涂水合稷水之“集获之水”，也就是“会稽之山”。变相的记载回复原貌表明，禹的葬地当在今甘南文县境。“附禺”是“鱼妇(凫)”的倒文。“附禺”又作“番禺”，其中有轻重唇音的变化。“番禺”当读为“伯禹”，所以“附禺之山”，又叫“蟠”(音波)；因其有墓葬，称“蟠冢山”。崤冢山当为禹冢之山。清初蒋廷锡《尚书地理今绎》说蟠冢分南北，大致在今甘南地，其说近是。“附禺之山”似蒋说的南蟠冢，其地在今陕南宁强以西，正是两河流域处。禹的葬地尚未有考古发现。笔者疑其地玉垒山可能有线索，其地之“碧口”可能就是“蟠口”，也只是立此存照而已。

《山海经》作为禹传说的羌语版本，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在《山海经》里，我们初步统计有五百多条汉字记音或半译的古羌语，这对于回复禹传说和我国上古史的真实面貌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禹传说三个版本的简要辨析，不难发现，以往的史家把禹的历史分割成了夏史、蜀史和颛顼史，这是我国古史的大错案。

传承现状

2011年6月入选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获得荣誉

2021年6月，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

参考资料

[1] 禹的传说[引用日期2019-07-03]

[2]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布：柳州螺蛳粉、沙县小吃等上榜_中国政库_澎湃新闻-The Paper · 澎湃[引用日期202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