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

引证解释

亦作“封疆大臣”。亦作“封疆大员”。明 代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和 清 代的总督、巡抚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类似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故称。

《东城老父传》——唐陈鸿祖著

《明史·兵志二》：“当是时，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

清 李宝嘉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二回：他出京的时候是一个三品京堂，如今半年之间，已做到封疆大吏，自然是感激天恩，力图报称，立刻具折谢恩。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连升带保，不到二十年功夫，居然做到封疆大吏，在湖北巡抚任上，也足足有了三个年头。”

《清史稿．卷四一八．毛昶熙传》：“今日之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强干之员，而不求恺悌循良之吏。”

亦称“封疆大臣”。马其昶《濂亭集序》：“朝廷置封疆大臣，率取材曾门。”

简介

含义溯源：“封疆”二字起源于周代的“分封制”，本意是指“王”将本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甚至自治区域，例如诸侯国。在区域内，诸王拥有土地、治理、管辖、税收、法律甚至军队等等相对独立的权力，“诸侯王”——周天子，是名义上和精神上的领袖，诸王受周天子节制，听候周天子命令，服从周天子对军队的调动，必要时候诸王有义务“进京勤王”——保护周天子。

“封王”对象，一般是周天子本族亲属和建国有大功的臣下，如齐国国王“姜”姓，就源于姜太公，齐国也就是姜太公的“封国”。这种土地分配治理的制度，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也有利于地方自治的自由度，但也减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最终酿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

秦代

秦灭六国后，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不再设置“诸侯国”，“周礼”的规矩，也因为春秋时期的“礼乐崩溃”而早已湮没。秦的政治制度，是“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员“管理”，官员对于地方政府只有管辖权，没有官吏任免、土地所有、税收、法律和军队等等权力，事无巨细都需要通过奏折上报秦王决策。这种制度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至今，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仍旧残留其基本形态。但是，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效率过低，严重束缚了地方的发展，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负担。同时，责任和决策力全部仰仗中央政府，一旦中央崩溃，地方则毫无防御力。所以，嬴政去世后，大泽乡振臂一呼，秦王朝就基本陷入崩溃和混乱状态。

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基本上属于“吏”，而毫无“封”可言。

当然，也有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和征伐历史的原因，地方官员拥有极大的权力，比如“南海郡”都尉赵佗，本来就是平定南越的主将，在地方和军队系统拥有极大的威信。南海郡，也因为与咸阳距离遥远而事实上形成独立王国，秦亡之后，赵佗就吞并桂林郡和象郡，自封为王，建立“南越国”，直到汉武帝年间才“回归”中央政府。但总体说来，秦代的郡县制仍旧有效地防止了官员的地方野心。

汉代

汉初年，因为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安抚开国将领的原则，采用了类似周代的“分封制”，全国被分为若干“王国”，像淮阴侯韩信一类的大将，都有自己的封土，中央政府对封国采取薄税制度，休养生息，地方政府拥有的权力很大，地方经济也因此恢复很快，政府效率有极大提高。但是，“地方权力膨胀”这个老问题，仍旧困扰着中央政府，到了汉武帝时期，“削藩”已经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问题，汉武帝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一点一点剥夺了包括刘姓诸侯王的权力。但东汉后期的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又“循环前代”地成了摆设，最终，汉朝被瓜分为魏蜀吴三国。

北朝时期

这个时间段，中央政府彻底吸收了前代的教训，对于官员任免不再采取“封土”制度，也不再以“战功”和“血缘”作为任免的唯一考量，而是吸取了汉代的“察举制”并进一步修正，形成了“九品中正制”的官员任免制度。

这个制度与“分封制”和“郡县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使用了一批职业官僚作为“管理者”，其权力机制从上至下分级排列。而前两者并没有“官僚权力分级”，无论是郡主还是诸侯王，其面对的，并非“中央政府”，而是“皇帝”抑或“诸侯王”，这就让地方政府直接面对了最高统治者，那么，它的过于强大抑或过于弱小，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但九品中正制不同，在考量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情况下，利用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集团，来钳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无论是叛乱抑或失职，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控制力。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大力发展了前代的“九品中正制”，并将其细致科学化，最终——科举制的出台，让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官僚培养和任免机制，这个制度在后来一千多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平心而论，“科举制”确实是小农社会的最佳选择，它不仅避免了血缘关系导致的“门阀制度”，也避免了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和过于强大。但是，这种制度仍旧受限于政治形势，一旦社会陷入混战，就会涌现立有大功的地方将领，那么，皇帝的弱势就会表现出来，地方政府也就因此而膨胀。唐代后期，因为“安史之乱”导致中央政府迁移，而平定叛乱的地方政府、军阀，则利用其巨大的实力（政治、军事）向皇帝邀功，于是，一个很微妙的爵位出现了—— 节度使！

节度使，本来是皇帝派驻地方、“节度”地方官员行为、监督地方税收、防止叛乱的“特派员”。但因为它拥有一个重大的权力——地方军权，所以，它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唐朝后期，平定安禄山、黄巢叛乱的，都是拥有地方军权的“节度使”，所以，他们彻底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甚至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他们都有决定权。最终，唐朝后期，又形成了“循环前代”的格局——五代十国。

“节度使”的出现，使得中国有文献记载上第一次出现了“封疆大吏”四个字，唐玄宗末年，陈鸿祖撰写、描述皇宫内斗鸡的总管贾昌一生的《东城老父传》，就描写了安禄山是“封疆大吏”。

“封疆大吏”四个字，其实组词相当微妙。按照“封疆”二字，其指代的人，乃是“王”，而非“官吏”，但偏偏后面跟着“吏”这个词，那也就是“提示”了它的性质——只是“权力很大”的“官吏”而已，并不是“诸侯王”。从这个词的组合，也能看出中国国家管理制度的演变历史——中央政府既需要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充分的“治理效率”，也需要有足够的实力和“法理性质”来钳制地方权力的膨胀，那么也就是“封疆”和“大的官吏”的组合了，毕竟——官吏非皇室血脉，如果妄图篡位抑或独立，从法理以及伦理上，是不得民心的。

明清时代

明清两代的布政使、按察使、总督、巡抚，亦作疆臣、疆吏。因皆系皇帝亲自任命，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镇抚一方的要员，所以把他们与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相比拟，故称。其中布政使、按察使又称方面大员。

这个时期基本上沿袭了隋唐的制度，但也有一些修正。宋朝时期，地方官吏毫无任何军权，所有的军队都在中央政府手里，结果，中央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地方的势力越来越小，金、元入侵后，除了中央政府到处流亡之外，地方几乎没有半点实力抵抗入侵者，这实际上又“循环”了唐朝和秦朝的一些历史。所以，明朝政府对此有了一些修正，给地方政府一定的军队配比，作为维护治安的手段，同时也减轻了中央的负担，但，大的、正规的、实力最强的军队，仍旧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

比如清代前期，国家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二者，八旗属于皇家御林军，规模庞大，实力雄厚，装备最齐全。绿营，属于地方“保安队”，拥有足够平定地方治安的实力（往往属于汉人主管），但无法跟八旗相比。这样做，是为了平衡一下地方和中央的实力配比。

明朝的布政使、按察使、总督等等，类似于“节度使”，但其权力较小，也没有军权，只有地方最终决定权。但因其地方管辖区域非常大，布政使的出现，让“封疆大吏”四个字发展到了顶峰。

清朝前期，将总督、巡抚正规化，但因为满汉矛盾导致的互相猜疑，地方政府的官员（大部分是汉人）完全臣服于满人朝廷，满人只要掌握了八旗军，就能控制住全国局势。但，满人的数量过小，不可能、也做不到去全国“分封疆土”，所以，实际上地方官员相对于“布政使”来说，权力大大缩小了，而满人只在中央有一个集团来控制，而且，满族的“诸王”，如肃亲王、醇亲王等等，只有名义上的“王”的爵位称号，并没有事实上的“诸侯王”待遇，那么，全国的官员，实际上是汉族官吏对满人朝廷的负责制。

清朝后期，外敌入侵，八旗军在战争中暴露出严重的退化，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割据，让满人朝廷看到了“垄断权力”的后果，他们开始放松一些权力给地方汉族官员，例如“组建地方军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等人物，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太平天国平定后，虽然地方军队名义上解散、收编到中央政府，但因为其组建来源，加上这些将领们推行“洋务运动”的一定成功，其对军队的心理和财政控制力仍在，所以，这些人在被任免为地方大官之后，也可以称为一定意义上的“封疆大吏”，例如左宗棠平定新疆后，对新疆苦心的经营，颇有成效，时，有人赞其为“封疆大吏”，诸如此类的说法，不一而足。例如“湘军”、“淮军”等等。

“封疆大吏”在不同时期的名称：

唐朝：节度使、刺史

宋朝：转运使

明朝：布政使

清朝：驻防将军、总督、巡抚、提督

此处不包括唐朝之前的称谓，以“封疆大吏”四个字出现为准。清代的封疆大吏，驻防将军列衔总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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