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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

《大清律例》是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王朝清王朝的国家法典。清朝入关后，即从顺治元年开始，“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着手法典的制定，经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的努力，法典逐渐趋于成熟。乾隆皇帝即位后，继续命臣工对前朝律文及成例进行重新编定，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完成，并定名为《钦定大清律例》。《大清律例》颁布以后，完成了清代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之后一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之前，清代律例的律文不再有所变化，而对于清代法律制度的调整则主要通过增改例文的形式来进行。

大清律例资料

中文名：大清律例

别名：大清律集解附例

外文名：The Great Qing Legal Code（the Ta-ching Lü Li）

篇幅：共四十卷

地位：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

法典介绍

大清律例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清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初，暂用《大明律》。顺治二年（1645），即以“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为指导思想，着手制订法典。三年（1646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十三年复颁满文本。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康熙十八年纂修的《现行则例》附于律文之后。雍正元年（1723）续修，三年书成，五年发布施行。乾隆五年（1740），更名为《大清律例》，通称《大清律》。乾隆十一年定制“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虽历经修订，但主要是增减修改附律之条例，律文则变动不大。直至宣统二年（1910）《大清现行刑律》颁行，在中国大陆地区予废止。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废止却是在1972年。1842年，香港被清朝政府划到了英国的殖民版图中。但双方签署的条约中规定，香港法律中对于华人仍按照《大清律例》，这一规定直到1972年以后才完全废止。到这个时候，《大清律例》才真正完全的废止！

制定过程

清朝的传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清朝已经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满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国家的政治已经趋于稳定，满族贵族的统治根基已经十分牢固，国家的经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时也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时期。满族上层贵族对汉文化的精髓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因此，制定一部反映清朝社会现实、满足满汉社会需要的综合性法典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高宗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命三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修订者对原有律、例逐条考正，从新编辑，特别是对律文后所附定例进行详细校订，折衷损益，删除原版律例后的总注，在律例中间增添小注，以补充、阐释律义。《大清律例》的修订工作基本完成，在经过高宗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至此，清朝的基本法典定型。

主要内容

《大清律例》共四十卷，卷首有六赃图、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过失杀伤收赎图、五刑图、狱具图、服制图等八种图表；律文后附有注释，以便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律文。律文分为七篇，篇目冠以律名，故谓之七律。首篇是名例律，有四十六条，下面不分门类，亦称四十六例。其主要内容除了确定五刑、十恶、八议等重要制度和罪名外，还规定了一些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如官吏犯罪分公罪和私罪，公罪处轻，私罪处重；犯罪分故意和过失，故意罚重，过失罚轻；共同犯罪一般区别首从，从犯减轻；数罪并发，一般只科重罪，轻罪不论；累犯加重，自首减免；老幼废疾减免，同居相隐不为罪以及类推的一般原则等。其次各篇按六部命名排列，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以下分为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市廛、祭祀、仪制、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骂咒、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和河防，共三十门，计四百三十六条。该条文不但以《大明律》为蓝本，并且隐含古义，可谓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同时由于清朝已处封建社会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它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压政策，不但对十恶处刑更重，而且扩大了谋反、谋大逆的定罪范围，提高了量刑标准；严禁宦官专政，臣下朋党，更完备地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广泛增加满族享有种种特权的条款；继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统治。进一步实行重农抑商等。

法典弊端

《大清律例》律文之后所附的条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条例即皇帝认可的判例和皇帝根据某些具体案件的处理而发出的带有规范性的命令和规定，简称为例。例是律的补充，同律一样，也是审理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其不同，首先律的纂修比较慎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例则因时制宜，随时增删和修改（乾隆时定制五年一修），因而是一种更为灵活的法律形式。其次，例的数量大大多于律条。雍正三年时就有八百十五条，到同治时更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由于例繁杂众多，常与律文发生抵触，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再次，在司法实践中，例的法律效用大于律。通常是有例不用律，有新例不用旧例；律与例都没有明文时则采用比附，实际上还是用例。结果是“律既多成空文，而例愈滋繁碎”。因此，例遂成为清统治者实行司法专横、鱼肉百姓的法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