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父亲名濬，字轮香，曾任余杭县学训导，兼杭州诂经精舍监院。童年期间，章太炎在外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了文字、音韵、训诂等许多知识，为其研究小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青少年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积累了深厚的治学底蕴。在其父离世后，入诂经精舍从师俞樾，并向高治平问经、谭献问文辞法度。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1月，章太炎加入康有为在上海设立的强学会，随后发起成立兴浙会，创刊《经世报》等报刊。随后章太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次年，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回到国内，在国内奔走宣传自己的主张，经历了不同的执政者，意见相和就共事，不和就反对、离职，在他奔走革命的同时，学问并没有被遗忘，期间著作丰富，至死仍在讲学。章太炎病重，留下遗嘱让子孙后代不仕外族人。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国民政府颁布国葬令，对章太炎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1]
章太炎潜心佛学，以佛释庄，后以庄释孔，通过儒术，为革命的合法性溯源。主张建立“宗教信心”，构建”齐物平等“的政治哲学。主张“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自述学术次第》《菿汉微言》等著作阐述其从少年至老年的思想变化历程。[1]章太炎的相关著作后被编成《章氏丛书》。章太炎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对二十世纪的民主革命进程、民主革命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学者、国学大师，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对传统经学的研究为国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为近代语言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最后他致力讲学，培养了大批学者，比如黄侃、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3]
汤国梨
妻子
章念驰
孙子
邹容
义弟
俞樾
老师
刘觉民
战友
鲁迅
学生
周作人
学生
钱玄同
学生
刘文典
学生
黄侃
学生
刘文典
学生
姚奠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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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同治八年）1月12日，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仓前镇。他六岁的时候进入私塾就读。年龄稍长，就在父兄的指导下研读《说文解字》《经义述闻》等并且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在23岁时，他又进入诂经精舍学习，从师俞樾，获得了基本的治学方法，对其后来论学和论政影响颇大。[4]
章太炎在青年时期就撰写了《膏兰室札记》，对《管子》《墨子》等诸子著作和《诗》《礼》等经书进行考释驳论；撰写了《春秋左传札记》，诠释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证《左传》体例、传授统系；编订了论学论政的专著《訄书》，共含文50篇。参加革命后，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他撰写了不少文章：在《经世报》上发表了《变法箴言》；在《清议报》上发表了《儒术真论》《菌说》《客帝论》等文章；在《民报》发表了《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国家论》等文章；在《国粹学报》连载了《新方言》等文章。虽然后期章太炎一直在奔走革命，但并未忘记学术积累，编订了《国故论衡》一书，并且不断对《訄书》进行修订。1915年（民国四年），上海右文出版社出版了章太炎的学术讲学文章合集《章氏丛书》。晚年章太炎总结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变化，撰写了《菿汉微言》一书，编写了《自定年谱》。[1]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章太炎得知康有为创设强学会，把康有为当作同道中人，加入强学会，并担任《时务报》的记者，成为维新变法中的一员。但是后来由于和康有为、梁启超的观念不合，与二人弟子发生冲突，离开了时务报馆。回到杭州之后，他参与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会公报》等，发表了《变法箴言》等文章。他的言论引起了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的注意，被邀请主持《正学报》，但是由于不满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就离开武昌。[4]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清政府开始失望，倾心于孙中山（辛亥革命领导人）的反清革命。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转去支持汉族官僚李鸿章（洋务运动倡导者），期望他建立汉人独立的政府，但是未得到回应。后反对唐才常在上海召集的中国议会以勤王为目标，剪辫，公开与清廷及保皇主义决裂，投身于反清革命事业中。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初，章太炎因散布反清言论被迫流亡日本。[4]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并与其交谈了革命相关的重大问题。同年章太炎又返回了国内，应蔡元培的邀请进行讲学。在此期间，章太炎通过《苏报》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自己也因此被判处了三年监禁（就是历史上的苏报案）。[4]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章太炎出狱之后，被孙中山接到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出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民报》被迫停刊后，章太炎的精力转到讲学和著述方面，为留学生讲述国学经典。[4]武昌起义后，章太炎返回上海，参与了北伐，为中华民国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章太炎担任孙中山政府总统府枢密顾问，但之后他和同盟会因建都等问题产生了分歧。在南京临时政府转移权力给袁世凯后，他支持袁世凯（中华民国大总统），出任袁世凯政府顾问，东三省筹边使等职务，在北京组织了统一党，担任统一党总理，后因宋教仁（中国宪政之父）被刺杀和工作不获袁世凯支持辞职。后为牵制袁世凯他又只身进京，因大闹总统府惨遭幽禁。袁世凯死后，他获得自由，南下广东，参与了护法战争。在护法战争失败后，他回到书斋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提出了“联省自治”主张。但是这个主张没有被实现，之后章太炎就淡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也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劝说张学良（奉系军阀统领）抗战。[4]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章太炎在东吴大学任教，经常在上课向学生讲述中国历史上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故事，倡言反清之志，公开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题要求学生作文，引起全校震动。[5]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章太炎在东京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说文解字》。由于课时冲突，章太炎为鲁迅等人开设了特别班，在《民报》报社内为他们讲授《说文解字》和《尔雅》，在讲完《说文解字》之后，又讲了《庄子》《汉书》等，前后共1年时间。[5]
后期章太炎的主要工作是学术。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章太炎回到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所”，招收学生（需要两位名家推荐），但是却破格录取了凭借自己文章独闯讲习所的汤炳正。章太炎欣赏中国传统的民间讲学方式，为此，他曾拒绝清华国学院的聘请，乐以“学在民间”的私学立场，追求讲者与听者的对话和沟通。章太炎讲国学具有系统性，且善于总括主题，分类后逐一讲解，每当谈到具有争议的问题，就当场辨明，以此传授治学之法。除讲学之外，他还多次组织佛化教育会，发表演讲。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重病的章太炎依然每天坚持讲学。家人劝他休息，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在最后一次讲学时已经不能进食。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衄（nǜ）病和胆囊炎去世，留有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4][5]
章太炎的经学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两本书中。《膏兰室札记》中他对周秦典籍的诠解疏证，和前人不同。他广泛利用了所能接触到的西学著作（《天文揭要》《地学浅释》等）所提供的近代科学知识，对古书中众说纷纭的文字作出了新的解释。《春秋左传读》在阐释《左传》一书上有大量的创获，同时他比较研究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左传》和《春秋》成书于同时，《谷梁传》成书于战国，《公羊传》起于秦末。其次，章太炎反对将孔子神化，将儒学宗教化。因为倡导建立孔教，不仅不会消弭人们思想上和信仰上的分歧，还会引起更大纷乱[1]。他在《儒术真论》一书中确立了“真儒术”的标准，即“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章太炎的一生大体经历了对儒家学说从反叛到回归的历程。[6]章太炎在学术“俗”与“真”之间的变化和转移，与他思考及实践政治革命的历史相始终。《儒术真论》一书表明了他对儒术的认知根底，他认为“六经皆史”，把经学和史学作了统一。章太炎对儒术进行重新审视，把对儒家学说的弘扬与民族存亡互为因果地联系在一起。[7]
1891年（光绪十七年），章太炎入读杭州诂经精舍，师事俞樾，在“言稽古之学”的考据学氛围中学习和生活，他受到了浙西学派博雅学风的影响，崇尚朴学的求真精神。但是章太炎不愿局限于文字考订的境域，义在发明古书义理，这种朴学明而后求义理的治学旨趣，突破了传统的朴学。章太炎在旅居台湾期间，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名为《东方格致》的系列文章，透露出了他治经学不仅要回应西学，而且在“求是”的朴学方法的应用中，包含着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也是章太炎对传统朴学思想的突破。章太炎认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激绕文字而已”，用朴学校雠经典的目的是阐明经典的教义，用来引导民众的生活实践，将治学的目的与道体相疏离，消解了朴学的形而上学之制。[8]
章太炎前期较少论及宋明理学，并且对宋明理学评价不高。宋代推崇朱熹（南宋理学大师）的理学，到了明代又推崇王阳明（明代心学大师）的心学，章太炎不赞同这种“定尊”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后世的思想趋于“调和”和“附会”，所以他不赞同宋明的理学。但是基于宋代的理学家能够吸收佛学转出儒家的心性之学，所以他对宋代理学家的评价高于明代的理学家。到了后期章太炎在理学家中比较推崇“二程”（程颐，程颢）并且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义之情作了肯定。在《通程》和《议王》两部书中维护“二程”。在程朱（二程和朱熹）理学和陆王（陆九渊、王阳明）理学的异同之辨中：他支持《大学》的复古本，支持王艮(明代哲学家）的“淮南格物说”，支持王阳明关于“新民”说的“亲民”看法。[9]
章太炎在汲取西方近代进化论知识的基础上，对生命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盖凡物之初，只有阿屯，而其中万殊。”他认为世间万物起源于原子（阿屯），并且对原子周围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描述，认为“阿屯之最相近者为质，光不能透入其间。不相近者为流质，光略能透入阿屯之内”。章太炎认为大气随着离地高度越高越稀薄，这是由于在近地球为蒙气，离地球远则为阿屯、以太。认为“性海即以太”“以太可以传光气，透过玻璃实质，此实质即为阿屯”，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认为阿屯是物质构成的基础单位，而以太是宇宙万物传播的必备条件，它不是无形的。同时把宇宙的运动解释为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进一步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是由于力的作用。这就是章太炎的“以太-阿屯说”。[10]
章太炎在思想上认同法相宗的观点，把“真如”看作是和唯识实性一样的宇宙本体，认为“真如”有实在性、普遍性、永恒性，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神秘的精神本体，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共同点。法相宗把人的精神意识能力和作用分为八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具有无限功能，章太炎认同法相宗的观点，强调阿斯耶识即种子识，是永恒产生世界一切事物的种子。由于佛学理论深奥难懂，章太炎把佛学和儒学相比，以儒学和庄学解佛，用《易经》中的“乾”和“坤”的概念来阐释佛学中的阿斯耶识等观念。章太炎主张建立宗教，他认为有神的宗教无法自圆其说，佛教具有无神宗教的特点。他认为佛学对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造有重大推动作用，习佛是为了激扬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为正义事业奋斗。他企图从佛教的种子中演化出一种新的无神的却“依自不依他”主观精神的宗教，鼓舞斗志，服务于民心、民生和民族革命。[11]
章太炎特别注意经验论，包括西方的经验论和中国的经验论。首先，他肯定认识来源于感觉，认为对于对象的色、声、味、嗅、触等属性的认识，必须通过眼、耳、舌、鼻、身诸感官来获得，总结为“以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受到洛克“人之精神，本如白纸”观点的影响，章太炎的经验论具有唯物的成分。他肯定事物的客观性，认为即使是感官接触不到的事物，它依然存在。同时也认为只有当感官接触到客观事物移入如同“白纸”的人的精神，方才形成认识，但另一方面，受到休谟“但许感觉所得，不许论其因果”的极端经验论影响，章太炎又因为在对象和直觉之间特重后者而使其经验论具有了唯心成分，将外物收入到主体的感觉之中了。[12]
章太炎的认识论不仅限于经验论，他批评经验论的“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他认为人的感觉机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生理原因，人的感官会把握不到许多对象；由于病理原因，会不能正确把握许多对象。为了突破感官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验认识的狭隘性，就需要用理性思维，通过“譬称”即比较推理，抽象出与具体经验有别的普遍概念，以获得更广泛的认识。这一点和荀子从“天官簿类”到“心有征知”的认识原则是相近的。章太炎在主张通过“譬称”而获得“大共名”（普遍概念）的同时，强调了“譬称”是需要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譬称所欲达至的“不合”须与“物各缘天官所合以为言”相合，也就是推理必须基于已有的经验认识。但是受康德先验论和佛教唯识学影响，章太炎又认为理性思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与俱来的“原型观念”的作用，认为概念是人脑中固有的，隔断了理性和感性的关系，陷入了唯心论的唯理论。[12]
经验论到唯理论反映了章太炎关于认识论问题思考的深化，在究极意义上，他的认识论是非理性主义的直觉论，也就是“自证而知”。章太炎的认识论的终极是把握真如本体，但是真如本体是无法通过感性或理性加以把握的，基于此，他提出了“有分别智”和“无分别智”两种认识方式，认为“明则有分别智，神则无分别智。有分别智所证唯是名相，名相妄法，所证非诚证矣。无分别智所证始是真如，是为真证耳”，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归于“非诚证”的“有分别智”，均属于“妄法”；唯有非理性的“无分别智”才能冥契真如，是为“真证”。基于这种观点，章太炎认为，认识在终极意义上正确与否是不取决于外物，唯在于内心的。他的直觉论和真如本体观一样，归于了彻底的唯心论。[12]
章太炎的科学进化论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朴素进化论思想，一个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生物进化论思想。章太炎在两种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生命起源的个人看法，认为世间万物都起源于原子，认识到细胞是生物体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他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世界，把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相结合，认为细胞形成生物体包括细胞核分裂和细胞质分裂两个步骤。章太炎在对细胞形成有了认识之后，章太炎开始研究“菌”，认为“古者谓 人为菌，而其语特流传于蓓夷也。人之称菌也，其义必自精虫始，亦以蛊菌为同物，而动植不可强判尔”，把微生物也就是菌当作生命发展的最初阶段。章太炎对生物进化的动力也有思考，认为事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有新事物的产生和不适时代需求的事物的消亡，支持生物进化的优胜劣汰；同时他认为环境是促使生物变化的重要外在因素，指出生物机体的各种器官如果不被使用，会逐渐产生退化，直至丧失原有功能。章太炎的科学进化论思想排斥中国传统儒家的“天道观”和西方的“神创论”。[10]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还涉及“俱分进化论”、人性论以及自由平等观等内容。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进化，而是“双向并进”的，存在着明显的“进化”与“退化”并存的事实。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具有六个特点：一是起源的广泛性，受到了乾嘉汉学、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以及佛学的多重影响。二是旧知新解的独特性，章太炎对进化论的实际运用是将它和中国传统的学术相结合，赋予了旧学新的生命。三是应用的多样性，他对于进化论的研究深入到了生物学、天文学。社会学等多层面。四是认识的辩证性，他用辩证的思维对待进化论，不盲目崇拜。五是思想的反复性，由俗到真，由真到俗。六是目的的一致性，他研究进化论目的是服务社会。[13]荀子的“性恶论”特别强调了人性形成过程中后天的环境与教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章太炎从荀子学说中吸取了这一可贵的思想。他认为性恶，并非否认善的存在，而只是坚持人的本能不可能纯善。自然本能是人性发展的基础，然而，人性的真正形成与发展，又有待于人为的加工与制作。[10]他同时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在人性形成中的作用。他的自由平等观涉及”不齐而齐“的平等思想以及“无待”的自由思想。[14]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章太炎反对代议制，批判现代政党制度。[1]他认为代议制是封建的变相，在当时的中国建立代议制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反而会制造更多的新贵族。同时他认为现代的政党制度的实质和古代的朋党制度是一样的，政党的存在会干扰法制，所以他激烈反对政党制度。其次章太炎支持民权，具有民主思想，是一个极端的平民主义者。他认为国家的功也不应该归结到元首或者某个团体身上，而应该归结到人民身上，坚决支持抑富扶贫，希望所有人平权。[15]最后，章太炎按照自己民主法治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政治体系，他希望找到和西方议会政治有所不同的自由平等制度。他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不应该纠缠于“专制”“立宪”“共和”等术语，需要用法治来“”救弊扶衰”。他认为制定法律的关键是要对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充分重视，使法律条文符合民众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法治建设才是有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认识到改良道路行不通，从而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3]但是，由于其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历史局限性，他的国家民主观又自相矛盾地深陷于梵学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之中，而难以自拔。[16]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精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章太炎的种族思想。他的种族思想建立在春秋大义，晚明志士排满思想和甲午之后学习的进化论之上，用进化程度的高低来区分“文”“野”“人”“兽”和“汉”“戎”，用历史民族来厘清种族的纯粹性。其次，民族革命是章太炎思想和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民族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排满，第二个是反对帝国主义。他的排满思想在清政府来源于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不作为。基于此，他主张光复的理论纲领：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他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帝国主义用许多词语掩饰和美化了侵略行为，把他们的侵略行为看作是改善落后国家，让其走向文明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经历了从反对白人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变化，早年期间他的种族思想中只有黄白之分，但是后期他发现不应该用黄白来划分敌我，而应该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来划分。[7][17]
1915年（民国四年），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铅字排印，共两函24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1卷、《刘子政左氏说》1卷、《文史》9卷、《新方言》 11卷附《岭外三州语》1卷、《小学答问》1卷、《说文部首韵语》1卷、《庄子解故》 1卷、《管子余义》1卷、《齐物论释》1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2卷另录3卷。[1]
《訄书》的“訄”（qiú）字，意思是“以言相迫”。章太炎在《訄书目后叙》里解说为“逑鞠迫言”，意思是自己迫切向别人倾吐的意见。内容包括三个时期的论著：一是戊戌变法时期，1900年“初刊本”收集了他参加维新运动时所写论文五十二篇。二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收录了他对清王朝彻底绝望之后所写的论文。三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此期的著作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他的思想状况。这部著作既是一部政治理论专著，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1]
所谓“国故”，是章太炎先生首次提出的学术概念和术语，指的是“国粹”，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故论衡”就是榷论小学、文学、诸子学之要略。全书分为上卷小学、中卷文学、下卷诸子学三卷。有两个版本，一是初版本，二是《章氏丛书》本。国内现在通行的校本有陈平原先生导读点校的“陈校本”，庞俊、郭诚永先生点校疏证的《国故论衡疏证》，还有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故论衡》校点本。[1]
《国学概论》是章太炎1922年（民国十一年）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私人讲学时的讲稿，被其门人弟子曹聚仁记录整理而成。分别为《概论》《经学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五部分。内容上主要传达：“国学的本体”和“治国学的方法”。其中“国学本体”指“经史非神化”“经典非诸子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有“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变迁”“辨文学应用”五种。《国学概论》是研究章太炎国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要读本。[1]
《齐物论释》是一部以解经为形式而进行哲学创构的经典解释典范。他以唯识学的"真如“诠释庄子之”道”，重建庄学本体，通过佛学与庄学的合参互济而构建起一套“内圣外王”的哲学体系。包括：庄学与佛学的深度格义，“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以及与庄子进行心与心之印证，古今交发，以古衡今。[1]
在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后，鲁迅先生撰写和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论文，明确提出国家振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对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现代化超越”。“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意志，使他没有陷入章太炎哲学思想后来所持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有神的观点没事坚持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弱小国家和中国。[18]
鲁迅的“尊个性而张精神”影响了他的后辈徐梵澄。徐梵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服膺于鲁迅“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的思想境界，不仅注重探讨法相宗解释宇宙的唯识之学，更注重索求诸教派的源流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他对精神哲学的研究不是要求人去独尊某教派，自己也不以某教派自居，他“主张永远的超上”，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的研究，“做自己的主人”。“超越自己”是继鲁迅“尊个人而张精神”之后对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8]
章太炎有深厚坚实的中国经学、子学、史学根底，又从译书特别是日译西学著作中接触了西方的学理，对于佛学及包括数论、胜论、吠檀多等在内的古印度哲学更有独到的修养，面对剧变中的中国社会，他在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在传统经学、子学等领域，后来又在中医学等领域，精心梳理，卓有建树。[1]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创始人之一。他宣扬民主革命思想，为民主革命做了社会政治动员；参加同盟会，进行了革命领导中枢革命党的建设，向立宪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宣战，发动民众进行革命斗争，推动了中华民国的建立；参加“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保护民主革命成果；积极抗日救亡，维护民族生机。总之，作为民主革命人士，章太炎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1][19]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位杰出报人，他的报刊活动及思想是中国近代报刊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风和思想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近代报刊政论写作的新风向，对后世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20]
章太炎对语言文字起源及形体、音韵、故训的研究，不仅对了解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及社会文化内涵提供了门径而且对中国语言文组如何依循其固有规律在新时代获得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章太炎对经史子集的考辨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同时他通过讲学培养了很多优秀文人，比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1]
章炳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中，站在这一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最前列，以其创造性的贡献和深邃的思想成果，启迪了同时代人及其后辈，成为“中国的卢梭”。章太炎用冷静沉峻的思考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进行重构，将追求人类文化秩序的“进化”作为主旨，在“古”和“新”之间寻求平衡，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1]
章太炎对日本学者芥川龙之介产生了影响：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后客居日本时所发的言论，尤其是他所作的《东夷诗》10首，对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潮的批判，对芥川龙之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芥川龙之介自号“寿陵余子”，就是对“脱亚入欧”之弊的自省。章太炎对日本文化清醒的批判意识促使其思考，从而创作出《桃太郎》。[21]
《訄书》：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1]
《菌说》：学可以近变一人之行，而又可以远变千世之质。[1]
章太炎：人须有自信之能力，当从自己的良心上确定是非，不可以众人之是非为从违。[1]
《挽孙中山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1]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账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1]
章炳麟同康有为首次正面冲突发生于时务报馆中，为反对康有为“尊孔设教”的主张而在1897年4月14日遭到康氏门徒的围攻与殴打。[1]
章炳麟在《致谭献书》中曾详述此事经过：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得大声疾呼，直攻其妄。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孟华）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即公历4月14日］，康麇群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1]
这场冲突当然是很伤感情的。但是，双方并不是就此决裂。章炳麟在《致汪康年拒绝挽留书》中说：“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1]
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多次合作，多次冲突，在孙中山离世后，专门写了一篇感人的《祭孙公文》，历数孙中山一生的功业，最后有一段专门叙述他同孙中山的关系，对他多次同孙中山交恶的情况一并作了反省。[1]
原文：乌呼哀哉！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乐专一，吐辞为矱。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大概意思就是说：呜呼悲哀啊！天生我公，为世上铃铛。乐声协调统一，吐辞为矱。大家赞同，胪句传好。我难道不同，喜欢是直言不讳？兰花的气味相同，石头的安放相同。”[1]
其后，他又撰有一篇《民国五更赞》，第一首便是《孙文赞》：“香山先觉，激扬民主。狎交宗帅，不更戎旅。私智自矜，赖兹匡辅。迫窜良将，夷其肢股。屡跌复振，逢天之祐。”大意是：“香山先觉，激励人民民族。熟悉往交宗帅，不改变军队。个人智慧骄傲，依赖这些辅助。逼迫窜良将，平定其肢股。屡次跌重新振作起来，逢天保佑。”[1]
章太炎故居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前镇老街。门前有一条通杭州的运河，坐北朝南，为临街建筑，共四进一弄。前三进为晚清建筑，第四进为民国初年建造。每进主体建筑均为面宽三间，硬山顶。通宽14米，通深44.65米，四进建筑呈纵向，层层推高，前三进前后贯通。东侧的过弄贯通四进。正门上悬挂赵朴初题写的“章太炎故居”匾额，临街东镶嵌一石界碑，上刻“章扶雅堂界”。过弄东侧有厨房，书斋，每二进主体建筑之间都有一长方形小天井。章太炎诞生于此，投身革命后也多次在此避难，现故居辟有展厅，厅正中设置章太炎半身雕像，还陈列了他的生平事迹的图片、手稿、著作等。[22]
章太炎纪念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地处苏堤南端，毗邻“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和南屏晚钟。目前章太炎纪念馆是全国最大的章太炎文物收藏中心，馆藏文物1000多件，其中包括《狱中联句》《祭孙公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国家一级文物。（2023年《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章炳麟（太炎）代表作不准出境。）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创建于1988年，迄今为止，章太炎纪念馆经过了几次展陈改造。目前，章太炎纪念馆共有三个展厅：1号展厅为序厅，主要介绍章太炎所处的历史背景，章太炎本人生平事迹、主要成就以及家庭情况。2号展厅为革命厅，主要介绍章太炎的革命生涯，分为四个板块：反清革命、思想萌芽；苏报案起，名满天下；反袁挺剑，捍卫共和；革命气节，老而弥坚。3号展厅为国学厅，介绍了章太炎的代表作以及他的弟子。[23][24]
章太炎墓位于杭州西湖区南山路近太子湾公园，占地面积约为1150平方米。章太炎墓1966年被毁，1981年被重新修复。章太炎墓坐北朝南，墓冢上覆水泥圆顶，直径4.7米，高2.3米，占地面积39.88平方米。碑上字样为章太炎生前所篆，右侧为章太炎夫人汤国黎女士。墓前筑一平台，神道长195米。[25]
1892年，25岁的章太炎以父母之命娶了王氏为妻（章太炎自订年谱说是“纳妾王氏”）。1903年王氏病故于家乡。[26]
章太炎经好友介绍与汤国黎女士（1883-1980）结识。汤国黎担任吴兴大学的校长，积极参加“妇女保路会”，加入“女子同盟会”，和章太炎志同道合。俩人晚年定居苏州，兴办章氏国学讲习所，章太炎讲习，汤国黎任讲习所教务长。在章太炎去世后，汤国黎依旧坚持兴办讲习所。[26]
王氏所生：章㸚（lǐ）、章叕（zhuó）、张㠭（zhǎn）。[26]
汤氏所生：章导、章奇。[26]
章太弟子众多。章太炎用太平天国的“五王”为例，封弟子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四大金刚指的是黄侃、汪东、钱玄同和吴承仕。除此之外，鲁迅和周作人两位文坛大家也从师章太炎。[1]
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称“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就是说“大儒章炳麟，性格和行为正直，学问弘广通达，早年用文字来提倡民族革命，被拘禁也义无反顾，以后又反抗帝制，奔走各地护法，饱尝艰辛，更加坚定有气节，一直研究经术，剖析奥秘，阐发隐微，探求精神的道理，造诣极深，有超过往哲先贤的地方。从事讲学，岿然儒宗，被士林推重"。[1]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视作两千年中仅有的七八部著作之一。[27]
鲁迅评价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精神，后生的楷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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