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少时跟随父亲曾麟书读书，清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应长沙府试，名列第七。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由此更名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入仕，此后十余年大多都供职与北京。清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得江西乡举试差，期间获悉母亲去世而回乡丁忧。[1][2][3]

时值太平军起义，清政府为围剿太平军，谕旨曾国藩在籍兴办团练。他以罗泽南等人兴办的“湘勇”和江忠源兴办的“楚勇”为基础，抽调各县练勇，湘军由此初见。此后为增强湘军的实力，曾国藩一面招募兵勇，一面修建水师。至咸丰四年(1854年)2月，曾国藩率湘军出兵作战，但几度被太平军挫败，最终被困江西。咸丰七年（1857年）3月，曾国藩接到父亲去世发讣告，由此回籍丁忧，得以脱困江西。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再度被起用，他率领湘军攻陷安庆，又以安庆为基地，围困天京（今南京）。同治三年（1864年）7月9日，湘军轰塌天京城门，天京陷落，太平军主力基本覆灭。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以首功被清政府封为“毅勇”侯称号，留任两江总督。[1][2][3]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前往山东地区围剿捻军，到任一年之中，曾国藩剿捻未见成效，于次年返回南京原任。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在查办“天津教案”期间，曾国藩因主张向法国求和，严查“凶犯”，遭到天津人民的指责，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11月回到两江总督任上。此后，曾国藩终日忧郁，病逝于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两江总督衙门。清政府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1][2][3]

曾国藩信奉程朱理学，又结合经世思想，创立了理学的经世功能，还将其应用于湘军的治军思想中。曾国藩改革军制，创办湘军，弹压太平天国起义，暂时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但也同时撼动了清王朝的中央政权的军事基础。曾国藩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5]《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是曾国藩与家中子女信件往来的书信集，同时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6][7]《清史稿》评价曾国藩：中兴以来，一人而已。[2]

人物关系全部

曾麟书

父亲

曾纪泽

儿子

曾纪鸿

儿子

曾纪芬

女儿

郭筠

女儿

曾纪静

女儿

曾纪耀

女儿

曾纪纯

女儿

曾纪琛

女儿

曾国荃

弟弟

曾国华

弟弟

曾国潢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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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白杨坪村。[8]曾国藩祖籍湖南衡阳，家中世代务农，清初时期迁至湘乡，家中传至五世祖时，已颇有产业。曾国藩初名曾子城，是家中长子，父亲曾麟书是一名秀才，曾国藩五岁起开始跟随父亲曾麟书读书。在曾麟书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时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9]

清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应长沙府试，名列第七。[9]此后，曾国藩先后入读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考中秀才后，又入长沙知名学府岳麓书院学习。一年后，曾国藩从岳麓书院肄业，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举人。年底，曾国藩动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试。[8]

曾国藩到达北京后先后参加了两次会试都未考中，只好南归返乡。在经过金陵（今南京）途中，曾国藩把大部分路费都用来购书，回到家乡后又苦读了两年，最终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三十八名，在殿试中又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列一等第三名，拔置第二名，入翰林院庶吉士，由此更名曾国藩，即国家之屏藩。[9]

曾国藩成为曾家第一个翰林，曾国藩返乡后，其祖父大宴宾客。[9]

京师为官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登入仕途。[9]此后，曾国藩接连担任过侍读、国史馆协修、礼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等职。除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曾出任四川正考官半年，其他时间他大多在京师为官。[10]曾国藩在京为官十余年，对自己的职务大都十分尽责，久而久之便在当时的京都颇有盛名。[11]

由于曾国藩在京供职期间，所任大多时官职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的闲散官职，[10]期间曾国藩结识了京中的诸多人才[11]，如与其同出翰林、对其有扶持之功的满洲镶蓝旗穆彰阿，经世派人物刘蓉、郭嵩焘、姜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等人。[12]此外，在京期间，曾国藩还注重学习，拜当时知名的理学大师唐鉴学习理学。[13]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事后，咸丰皇帝召集群臣进行商讨，曾国藩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并推举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随着太平天国的起义的声势愈加好大，曾国藩上“简练军实以裕国用”折，陈“天下大患，一在国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并向咸丰皇帝提出“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训练，庶饷不虚糜，而兵归实用”的见解。[11][2]

创办湘军

清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得江西乡举试差，并获准事罢回家探亲，南下至安徽太湖县时，曾国藩获悉自己的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匆忙回籍奔丧。[14]随着太平天国起义愈加激烈，曾国藩在籍期间接到上谕，命他在籍帮办团练。起初，曾国藩想要以“丁母忧”为由推辞，但湖南巡抚张亮基、曾国藩好友郭嵩焘等接连劝他出来保卫地方。最后，曾国藩决定从湘乡动身前往长沙组织团练。[11]

曾国藩到达长沙后与湖南巡抚张亮基进行筹商，曾国藩认为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操练为其次。同时，长沙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没有防御能力。曾国藩主张招募乡民来省，他以罗泽南等人兴办的“湘勇”和江忠源兴办的“楚勇”为基础，抽调各县练勇，在省城成立一大“团”，一方面便于“剿匪”，一方面增加防守声称的兵力。[11][15][16]

在兴办团练的方式上，曾国藩主张把“团”与“练”区分开，团者即为“保甲之法”[a]，练则是制器械、练丁壮、造堡垒。在兴办团练期间，曾国藩委任黄廷瓒、曹光汉等编查保甲，同时曾国藩认为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因此他在长沙城中鱼塘口行辕中，设立审案局，委专人承审。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斩首、杖毙的多达二百多人，由于曾国藩杀戮很多，被时人称之为“曾剃头”。[11][15]

曾国藩在长沙督办的团练成为了镇压湖南境内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以罗泽南等人率领的“湘勇”组成的“大团”则成为了最初的湘军。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曾国藩见太平天国声势浩大，而自己所办团练规模太小，曾国藩上奏朝廷，招募团练的丁勇为官勇，并模仿戚继光所练戚家军编练新军，团练由此逐渐变成正式军队，“湘军”也由此形成。[11]

与此同时，江忠源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奉清政府令往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他致信曾国藩，称“在江、楚、皖各省造战船数百艘，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而后三城可复。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方长”。曾国藩开始考虑创立水师。时值湘勇出湖南作战，赴江西援助江西兵勇。由于提督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意见不合，营兵和湘勇不和发生械斗，曾国藩于是移驻衡州。在衡州期间，曾国藩委任衡阳廪生彭玉麟、湘阴外委杨载招募水勇，湘军由此开始创立水师。[11]

水师创建后，既缺乏资金又船炮不齐，同年11月朝廷诏令曾国藩救援湖北，曾国藩以此为由予以回绝，曾国藩还奏请朝廷拨款四万两白银作为购炮造船的经费。至清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功造成大小船只三百六十一号，并装备又大小炮四百七十门，其中新购洋炮三百二十门。[2][17]

围剿太平军

初战不利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曾国藩练成水陆兵勇各十营五千人。时值太平军攻陷九江、安庆，江忠源战死庐州，太平军乘势袭扰湖南。曾国藩遂发布《讨粤匪檄》的檄文，于2月25日从衡州出发东征，经湘潭到长沙。[2][17]

太平军因寡不敌众，抛弃岳州，曾国藩便进驻岳州，肃清太平军残部，3月间率军北进，在洞庭湖被太平军击败溃后退回岳州。太平军乘胜追击，攻入岳州，曾国藩退回长沙，太平军乘机袭取湘潭，占据长沙上游。4月，曾国藩亲自督师，进击靖港，但适逢西南风发，水流湍急，战船不能停泊，或为太平军所焚毁，或为太平军所夺。曾国藩接连失利于岳州、靖港，愤懑不已，遂投水自杀，幸被左右随侍救起。[2][18]

接连两次战败使得曾国藩当时的声誉大有减损，曾国藩回到长沙后重整水陆各军，并在衡州、湘潭开设船厂，继续造成；溃败的各军，曾国藩另募新勇，进行训练。两次失败使得曾国藩得到了诸多的教训，积攒了实战经验，使得曾国藩明白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此后他便开始策划“减兵省食”，还确立了“早起早食，严厉营规”的要求。[2][18]

占领武昌

在长沙经过一番休整，咸丰四年(1854年)7月，曾国藩率湘军再度出击。双方在城陵矶要塞展开作战，由于湘军水师中存在着湖南人与外省人，他们互相排斥，互不救援，导致城陵矶水战太平军获胜。8月11日，塔齐布率湘军陆师赶到城陵矶，大败太平军曾天养部，曾天养战死，太平军遭受打击，军中大乱，遂退向武昌。[2][17]

城陵矶大战之后，曾国藩水师顺流而下进抵武昌，陆军则兵分两路，一路攻洪山、一路攻花园。10月12日，湘军攻毁了太平军花园大营。防守武昌的太平军见湘军气势汹汹，于10月13日逃往田家镇，汉阳太平军守将见武昌失守也弃城而逃。咸丰皇帝得知曾国藩占领武昌的捷报后颇受鼓舞，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但军机处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听后便收回成命。在御史沈葆桢的奏请下，咸丰赏赐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令其率领水陆各军乘胜东下，迅速攻取江西、安徽的太平军。[2][17]

湖口惨败

武昌失守后，太平军燕王秦日纲在田家镇布置战守，截击湘军，双方在此进行了十天的激烈战斗，太平军迎战失利，田家镇半壁山要隘被湘军夺占。太平军险要尽失，士气大丧，遂于12月3日撤退，后遭湘军连续追击，最终撤向九江。天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与罗大纲赶到，率军撤至孔垅驿一带布防，阻击湘军。双方于12月31日在孔垅驿开战，最终太平军抵挡住了湘军的进攻。曾国藩连日攻城也未能奏效，最后决定将湘军陆师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继续攻城一支由罗泽南率领进驻湖口城外的盔山，以牵制湖口太平军，割断九江与湖口的联系。[2][19]

太平军认为湘军能够取胜是依靠水师，于是决定先攻破湘军水师。次年1月29日，太平军针对湘军水师多次发起袭击，至2月11日间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导致湘军水师大乱，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座船也被太平军俘获，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被幕僚救起。[2][19]

坐困江西

湖口战败后，曾国藩一面命罗泽南、塔齐布等继续围攻九江，一面继续招募兵勇。曾国藩水师座船丢在九江后，便弃船登陆，移驻江西南康，并改为重点发展陆师。7月初，太平军回师江西，江西省大受震动，曾国藩遂速召罗泽南、塔齐布回防江西。但塔齐步死于与太平军作战途中，罗泽南则应当率兵回援武汉，以堵截太平军由鄂返赣之路。曾国藩犹豫再三后决定放弃让罗泽南回防江西。[2][19]

罗泽南走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日益困难，太平军石达开部陈罗泽南回防武汉之机，大举进攻江西，接连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仲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部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罗泽南在回防武汉后不久战死，此后，曾国藩部一直被太平军围困江西，直至咸丰六年（1856年）秋，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内讧，湘军趁势发动反击，形势有所扭转。[2][19]

咸丰七年（1857年）3月，曾国藩接到父亲去世发讣告，认为这是脱困江西的大好时机，于是奏请回乡丁忧。期间，曾国藩接连两次向朝廷奏请在家终制，最准获咸丰帝准许。[2][19][20]

东山再起

曾国藩为父守制期间，对前几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领悟出领兵而未兼地方实权这一 道理，还对自身的修养进行了检讨。[21]而在曾国藩离开江西，太平军内部发生矛盾后，江西大部为清政府所攻陷，但湘军进驻收复的江西后，由于内部派系问题也多有矛盾，清政府对湘军进入江西后的安置问题犹疑不决。[2][22]

太平军失去江西后，转而于咸丰八年（1858年）以二十万大军由饶州、广信一带转入浙江，攻占常山、江山等地，并对衢州发起围攻。胡林翼奏请朝廷希望能重新起用曾国藩率军援浙。同年7月，曾国藩接到了朝廷谕旨，动身离家，前方长沙准备援浙。[2][21]

曾国藩在江浙与太平军作战之时，湖北方面太平军在攻陷九江之后，大举进攻安徽庐州，湘军将领李续宾、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在与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战死，致使战场形势发生转变，曾国藩不得已奉命驰援安徽。曾国藩计划启程之时，听闻太平军一部进入景德镇，曾国藩受江西地方政府之托，在江西进攻太平军。咸丰九年（1859年）7月，石达开久攻宝庆不下，欲意入川作战，由于当时湖北境内湘军的厘饷大多筹于四川，为确保四川境内的安全，胡林翼奏请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并入川坐镇。[2][21]

攻陷安庆

最终咸丰皇帝仅以曾国藩为督军，胡林翼遂奏请清政府让曾国藩暂缓入川，驻扎湖北，以图安徽，并得到咸丰皇帝的同意。同年11月，曾国藩率军万人进驻太湖，占据从湖北通向安庆的要道。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陈玉成率军救援太湖，最终作战失利，被迫放弃太湖，曾国藩由此率军直逼安庆，与荆州将军多隆阿配合围困安庆太平军。同年5月，太平军攻克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6月，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率军进攻皖南。[2][21][23]

曾国藩提出了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合防，“固上游以图下游”的战略主张，7月28日，曾国藩从皖、鄂交界地段抽调军，进驻皖南祁门制订了进攻皖南的方案，计划分三路进攻皖南，[24]一路由池州进攻芜湖，一路由祁门经旌德、太平进攻溧阳，一路由广信入浙江。曾国藩的方案获清廷允准，咸丰皇帝还依照胡林翼的奏请，下令左宗棠在曾国藩幕下帮办军务。此后，湘军一面以安庆为中心进行围点打援，一面修筑长壕，为攻陷安庆作准备。[2][21]

太平军起义期间，正值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下令曾国藩等人率兵北上“勤王救架”。当时，曾国藩孤守祁门，他担心分兵北援会造成战场形势变主动为被动。在犹豫不决中，曾国藩见各地接到北援的督军大都亲自率兵北上，但咸丰皇帝的旨意中未特意说明是否需要曾国藩本人带兵前往，于是他决定写奏折递上行宫询问。奏折自祁门至行宫之间往来约需月余，曾国藩料想咸丰的奏折下达祁门时，清政府与英法等国应已讲和。最终因《北京条约》的签订，曾国藩未出兵北援。[2][21]

咸丰十年（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进攻祁门，曾国藩困守祁门，在太平军的屡次进攻下，曾国藩于次年5月从祁门启程到达东流，将大营设置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以躲避太平军的围歼。同年，太平军发动西征，各地告急，曾国藩一面命各地湘军紧守阵地，一面固守安庆。当时安庆被合围，城内粮食短缺，沿江炮台亦被湘军水师陆续攻破。9月5日曾国荃部湘军轰塌北门城墙，越壕而入，太平军将士饿得难以举刀枪，主将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人皆阵亡。[2][21]

攻克天京

咸丰十一年（1861年）11月20日，清廷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次年初，清政府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至此，东南地区大多掌握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中。此后，曾国藩对太平军发起了更大的攻势。太平军攻克苏州、常州等地后，引起了在华西方人的不满，对此清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发布上谕，声称“借师助剿”，即借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军。[2][21]

曾国藩计划以安庆为基地，围困天京，同时为了避免在天京集结过多的军队而让太平军趁机攻击清军后方，曾国藩设立了三个进攻区攻打太平军，分别是以李鸿章统辖的江苏、由左宗棠统辖的浙江合由自己统辖的安徽。[3]随着苏、常地区的太平军接连被攻克，太平军失去了太湖地区的战略重地，至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率湘军对天京地区形成合围。天京被围困后，城内粮食匮乏，天王洪秀全带头与军民吞食百草充饥。同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天京，忠王李秀成扶立幼主洪天贵福即位，此时天京外围州县已全部丧失，朝不保夕。[2][24][3]

7月9日，曾国荃率湘军轰塌天京城门，天京陷落，太平军主力基本覆灭。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以首功被清政府封为“毅勇”侯称号。太平军平定之后，曾国藩继续留任两江总督，驻留南京。期间，他恢复了江南地区因太平军起义暂停许久的学术活动。曾国藩颁布条例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开建书局，即“官办五局”，后又于12月20日恢复了南京地区中断已久的乡试。[2][24][3]

山东剿捻

同治四年（1865年），因亲王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交战时遇难，清政府任命曾国藩统领山东、直隶及河南军事，前往山东剿捻。[3]当时湘军已大部裁遣，分驻江南之湘军愿跟随北征者仅三千余人，曾国藩提出“因兵力有限，剿办捻军，必无力兼防直隶。为了他建议重点设防于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的庐州、凤阳、颖州、泗州；河南的归德、陈州；江苏的淮安安、徐州、海州；山东的沂州、兖州、曹州、济宁等；同时他命令地方官清查圩寨。[25][2]

虽然曾国藩进行了层层设防，但捻军吸收了太平军失败的经验，更改了作战方式，改为运动战，只与清军在遭遇时展开作战。[26]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防线，曾国藩被迫承认对于捻军“无术制之”，于同年12月推荐李鸿章继任其职，自己则返回南京原任。[3][25][2]

直隶为政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补大学士，李鸿章在德州剿捻时，因河水猛涨受困，曾国藩派遣水师前往援助，大破捻军于荏平，平定西捻军。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2][3]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地区频繁发生儿童失踪案，天津府县捉拿了迷拐儿童的匪徒张栓、郭拐两名，并将其正法。然民间传说两名凶犯与天主教堂有关联，与此同时其后所查获的迷拐幼孩的嫌疑犯皆供认是受教堂中人所指使，天津人民对天主教堂早已疑惧不满。6月21日，天津道周家勋和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押解凶犯前赴望海楼教堂查问对质的消息传出去之后，解放民众皆前往教堂围观，对峙结束后观众未散，教堂人员开始驱打群众，双方发生斗殴事件，天津知县前往镇压，事件逐步发酵，群众围攻法国天主教徒望海楼，殴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由此酿成“天津教案”。[27][28]

天津教案发生后，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上书朝廷建议对民众进行严惩，引发天津民众的抗议。时患眼病的曾国藩奉命到天津办理此案。出发之前，曾国藩与奕䜣、崇厚等人书函往来，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处理此案的几点意见，主要原则是“要保全法国体面，以为与法国公使交涉的转圜余地；尽快捉拿凶手，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如果法国立意要调派兵船前来打仗，“立意不欲与之开衅”。抵达天津后，曾国藩大张告示，晓谕士民，严戒滋事，同时缉拿凶手；同时曾国藩接受法国人的要求，将涉案人交予法国人。曾国藩向法国人求和的态度引发了民众极大的不满，此外他对被缉拿之人严加审讯，部分疑犯在受审期间丧命，造成了多起冤案。[27][28]

法国政府见到曾国藩的退让，于7月31日向清政府提出了解决天津教案的办法：第一，将提督陈国瑞抵命；第二，缉拿凶手抵命，同时以开战威胁曾国藩。期间，马新贻被刺杀，清廷以曾国藩补两江总督，李鸿章补直隶总督。最终天津教案以天津府县官员流放；处死事件中为首的20人（其中4人缓刑）、流放二十五人；赔偿各国银两四十九万两；派崇厚为中国特使赴法国道歉结案。[27][28]

郁郁而终

同治九年（1870年）11月，曾国藩黯然南下，于11月中旬抵达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接任两江政事之后，曾国藩神魂不安，终日忧郁。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心情，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时年六十二岁。[2][27]

曾国藩去世之后，同治皇帝辍朝三日，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入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其爵位由其子曾纪泽承袭。[2][27]

思想主张

理学思想

曾国藩师从理学大师唐鉴，[13]一生信仰程朱理学，但在学生上与纯粹的程朱学派有所不同。受到经世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希望能够经世致用，增强了理学的经世之用。[29][30]

在理学家中不少人有门户之见，但曾国藩主张消融各门户之间的争论。曾国藩不同于单纯的程朱理学，排斥汉学，他重视汉学修养，吸取汉学家训诂之长，以补理学空疏。受到时局的改变和经世之学的影响，曾国藩用经济改造理学，使理学不脱离现实、为现实服务，相对摆脱了过去的空疏无用，从理论上加强了理学的社会实践巧功能。另一方面，又以理学为宗，使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脱离理学的范围，在实践中提高了理学的社会地位。以理学为宗中，曾国藩又提出以“义理之学为大”。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便是其理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曾国藩再造理学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一方面使理学在咸同时期得以复兴，同时也为后来理学的的终结埋下伏笔；他以理学号召士人，以权变经营军务，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起义。[29][30]

治军思想

曾国藩将始终效忠朝廷以及“苟利于国，或益于民”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因此他在管治湘军的过程中，也认为“忠君”“爱民”是纲常之道、立人之本；曾国藩还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的“仁”“礼”引入到具体的治军事件中，通过向湘军将士灌输“忠”“孝”“礼”等封建伦理，提高他们为朝廷“效忠”、为百姓“请命”的思想；曾国藩还利用理学等思想理论，强化湘军将士的道德戒律，号召他们在前方“杀身成仁”，促使他们义无反顾的维护清王朝的统治。[31]

曾国藩吸取了八旗子弟“将与兵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的教训，注重对湘军以“和”治军，曾国藩将将精诚团结、彼此照应归结为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为实现“将卒亲睦”，曾国藩在招募兵勇时大量夹杂同乡、父兄、亲情私谊，依靠情感为组带；另一方面，曾国藩创设了全新的“兵为将有”的募兵制度，“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由此以来一级对一级感恩，一级对一级负责，在战场上也能共进退。曾国藩还特别重视“军与民和”，他亲自创作《爱民歌》，要求兵勇每日诵读、熟记在胸。在选拔将帅上，曾国藩秉持“忠义血性”“勤恕廉明”的将帅武德观，认为只有在将帅有了“忠义血性”之后，“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各级带兵将领则都应该围绕“勤恕廉明”四字标准加强自己的武德修养。[31]

曾国藩改革军制，创办湘军，弹压太平天国起义，暂时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但也同时撼动了清王朝的中央政权的军事基础。湘军制度取代了清王朝的绿营制度，军权和政治实权也由以满族为首的贵族转向了汉族督抚手中。曾国藩也由此称为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这种军阀制度的产生也加速了清王朝的分裂，此后军阀割据和连年战争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痛苦。[5]

洋务思想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为了解决湘军的武器装备问题，他将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应用于实际，始倡洋务运动。为了达到曾国藩“造船制炮”的目标与修理枪炮以适应战事的需要，曾国藩于1862年冬在安庆设立“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又内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安庆军械所的创建，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次年，曾国藩在美籍华人容闳的影响下，委托李鸿章在上海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在曾国藩的带动下，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接连加入洋务运动。[32]

对于洋务之事，曾国藩不仅局限于武器，他还鼓励公派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各国技艺。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会同李鸿章奏请公派留学生，开启了派遣学生出洋的先声。[33]

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自幼“受学于庭，诵读颖悟”，曾家良好的家风是曾国藩思想品德的源头。曾国藩在继承曾家重视耕读家风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是曾国藩与家中子女信件往来的书信集，同时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6][7]

曾国藩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实际就是把家庭作为道德修行的场所，家人同心同德，以身作则，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无一不在家庭中实践。曾国藩自己力行孝道，同时感化全家都要行孝悌，他经常在家书中时常劝导子弟要孝敬长辈。[6][7]

曾国藩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认为历代官宦之家的破败源于腐败，所以他提出“勤俭持家”的观点。[6][7]

曾国藩不希望子孙为大官，希望子孙读书明理。曾国藩打是出了读书可以改变气质的观点，勉励诸弟及子侄奋发读书，愿他们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的家书中多次提出自己的读书观：只要自己肯发奋、下功夫，什么地方都可以学。在曾国藩的家教下，曾氏子弟大都学有所成。[6][7]

个人作品

文学作品

曾国藩是一个各体皆善的散文家，被称为“明清八大家”之一，其文学创作振兴了走向没落的桐城派，最终称为桐城派之正梁，被称为桐城派的中兴。曾国藩的文学讲究气势与文采兼胜，故而保持了中国古文之正传，他的散文基本特征是量多而文正。此外，曾国藩在文学批评领域亦有建树，主要体现在“道统的梳理”“经世的强调”“谴责性批评”三个领域，制艺训练是曾国藩散文创作的基础，经学思想则是曾国藩批评理论的根基。[34]

曾国藩生前大部分作品收录于《曾文正公全集》并传于后世，该书由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是研究曾国藩的重要资料。《曾文正公全集》共有4册，第一册为《文集》、《诗集》《鸣原堂论文》和《孟子要略》，首卷有黎庶昌所编曾国藩《年谱》；第二册为《奏稿》；第三册含著作六种，即《书牍》、《批牍》、《日记》（内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顾养、品藻和游览十类）、《读书录》、《治兵语录》和《杂著》；第四册含著作三种，即《家训》《家书》和《嘉言录》。[34]

近些年来的《曾文正公全集》还收录了《十八家十钞》二十八卷和《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前者为曾国藩编选的古代诗歌选集，后者为曾国藩编辑的古文选集，但是它们并非曾国藩撰写的作品，而是他编辑的书籍。[34]

书法作品

曾国藩幼时临习柳公权、颜真卿字帖，打下了良好基础。20岁时师从汪觉庵先生，书法深得柳体刚健俊美的精髓。后又学赵孟頫、董其昌。在广泛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墨色饱满、行笔流畅、结构严谨、间架宽绰的书写特点。其书法以颜、柳特征为主,在用笔和气韵上又深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35]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曾国藩所书对联：“十年楷洗见真妄，少日结交皆老苍”，通篇结体严整而又疏朗开阔，横画自然舒展、刚健有力，竖画收放有度、雍容大方。[35]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给其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妻子、诸兄弟、子侄等的家信。起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终至清同治十年(1871)，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计32年。《曾国藩家书》不仅体现了曾国藩的齐家教子之道，同时也是研究曾国藩思想的重要史料。曾国藩家书初刊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即曾国藩死后七年的，由长沙“传忠书局”刊行。[36][37]

人物评价

《清史稿》评价曾国藩：中兴以来，一人而已。[2]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称他：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38]

江苏巡抚何璟在曾国藩去世后评价他：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39]

与曾国藩共事多年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说曾国藩：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39]

曾国藩弟子黎庶昌称他：可谓臣道粹精，希世之人杰已。[39]

郭嵩焘称曾国藩：公器量恢闳，望而知其伟人。[39]

梁启超曾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40]

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40]

人物关系

曾国藩家族人物表[41]

人物故事

拜师唐鉴

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某日道光皇帝要在乾清门接见理学大师唐鉴，即当时知名的镜海先生。曾国藩与唐鉴有同乡之谊，听到道光皇帝赞誉唐鉴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曾国藩暗自思索：认为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视就必须投皇上所好，皇帝最为看重的便是对义理之学的研究。[13]

几日后，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以弟子之礼拜见，唐鉴对这位同乡后辈早有耳闻，又见他如此谦卑，便收他为自己的门生，此后曾国藩开始跟随唐鉴学习义理之学的研究，修身养性。[13]

后世纪念

曾国藩墓

曾国藩墓位于今岳麓区坪塘街道(原望城县坪塘镇)伏龙山，伏龙山多桐树，山涧名桐溪，山下有著名的古刹桐溪寺。曾国藩墓在桐溪寺后，原来离墓冢不远处有墓庐和御碑亭，今已不存。碑文为李鸿章所撰，黄自元书，楷体，全文二千八百余字，传述曾国藩生平及主要功绩，今已断为两截。曾文正公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捣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局部修复。2013年，曾国藩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

曾国藩旧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始建于清咸丰七年(1857)，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是中国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乡间侯府”，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新潇湘八景。天坪村白杨坪的白玉堂是曾国藩的第一故居。[43]

万宜堂硖石村，建造于曾国藩去世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主持建造的一座颇具明代历风格、规模较为宏大的住宅。[4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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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甲就是乡村的组织方法，求其便于清查户口，实则连坐，使人民自行清除内奸，与匪类造成对抗的形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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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赵建勇编著. 曾国藩[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8: 前言. (3)

[41]姜志勇，孔珍珠著. 曾国藩家风[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09: 187-188.

[42]长沙百景（93）|曾国藩墓.新湖南. [2023-10-23].

[43]破防！曾国藩故里太美了！.湖南日报. [202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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