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初十日，朱厚熜降生于兴王府凤翔宫；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未有子嗣，所以朱厚熜遵“兄终弟及”祖训，离开安陆，进京继武宗之皇位，开元“嘉靖”，其在位四十五年间，整顿吏治、减轻民赋，推行“嘉靖新政”；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朱厚熜崩逝，享年60岁。死后葬于北京十三陵之永陵，谥曰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庙号“世宗”。[2][3]

史书评价世宗朱厚熜为“中兴之主”，赞其为“有不世之奇谟[mó]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高度赞扬其为当时明朝政局所作的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对其执政后期擅宠道士、宦官，久不理政，最终造成“庚戌之变”“南倭北虏”混乱社会局面的执政方式抱有批判态度，以致后史对朱厚熜的评价亦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颇为复杂。[4]

人物关系全部

丽嫔

妻子

陈皇后

妻子

张皇后

妻子

孝烈方皇后

妻子

曹端妃

妻子

孝恪杜皇后

妻子

王宁嫔

妻子

尚寿妃

妻子

惠嫔

妻子

朱祐杬

父亲

慈孝蒋皇后

母亲

朱载坖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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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事迹

少时经历

幼年聪慧

世宗朱厚熜生父——兴献王朱祐杬[yuán]（1476年—1519年）为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出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初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十一日，朱祐杬被册封为兴献王；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十八日，就藩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5][6]

正德二年（1507年），朱祐杬次子朱厚熜出生。朱厚熜幼时便聪敏过人、喜爱学习，被教授的诗歌仅读数次便能准确背诵，所以深得朱祐杬喜爱；年龄稍大，朱祐杬更是亲自指导其学习诗书礼仪，在父亲的指导下，朱厚熜精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于此，兴献王还时常让朱厚熜协助参与主持王府的祭祀和典礼活动，因此朱厚熜在年少时便熟悉各种皇家礼仪和规范。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兴献王病薨[hōng]，年仅12岁的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接管偌大的王府。[7]

兄终弟及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武宗朱厚照在游镇江时不慎落水，引发肺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武宗弥留，由于其并没有直系的子嗣，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立兴王朱厚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由首辅杨廷和起草遗诏：“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并于武宗逝世前五天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的时间，立即承袭兴献王位。[8]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武宗驾崩；二十二日，由司礼监、皇室成员与朝廷代表大臣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护送朱厚熜回京即位：朱厚熜先以兴献王的身份接见使团并接受诏书，并奉诏继帝位，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9]

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良乡时，之间发生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礼部需使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其对右长史袁宗皋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太后张氏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于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二十七日，朱厚熜在皇宫奉天殿举行登基大典，接受百官朝贺，正式即帝位，次年改元嘉靖，成为继成祖之后第二位以“藩王”身份“傍支入主”的一代帝王。[9]

大议礼之争

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后，决定效法太祖、成祖，自立统嗣体系。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开始，便开始以“追尊私亲”为核心的礼仪之争。朱厚熜即帝位后，立即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礼部尚书毛澄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下，率先上疏要求世宗过继孝宗为子，据《明史》记载：“陛下入承大统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朱厚熜自然不愿，因此，“大礼议之争”陷入了僵局，一方面，礼部要求新皇尊上任皇帝孝宗为皇考，被“留中”；一方面，新皇帝要求追封兴献王为帝，被“封驳”。[9]

最后，朱厚熜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为“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其牌位被升附太庙，排序在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9]

嘉靖中兴

加强集权

世宗朱厚熜统治前期，明朝已经处于矛盾激化的时期，朝廷混乱，但经由世宗的精准管控后，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嘉靖中兴”局面。朱厚熜统治期间，励精图治，集异纳谏，勤于政务，打击权臣、宦官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极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央集权。[10]

朱厚熜登基之初，先是通过“大礼议之争”，打击权臣势力，迅速加强皇权；同时，内阁班子屡屡洗牌，改革翰林院等机构，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任人唯贤，使得朝堂上各司其职，政治清明，其授予内阁密奏专权，“议礼之争”后，又颁旨定阁臣为文班之首，内阁权力逐渐压制六部，《明史》称“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这时的朱厚熜，把内阁班子变成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将权力牢牢把控在手中，暂时稳固了当时混乱的朝堂形势。但随着阁权的上升，皇帝对首辅的信任和倚重，也促使后来出现了一批权相，出现了首辅独尊的局面；而对于宦官集体，朱厚熜为防止宦官权力膨胀，随即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zhāng cōng]、夏言等贤臣，吸取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在此铁政下，中央集权得以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同时，朱厚熜还下令永远废除外戚世袭制，令已有封爵的贵戚只得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皇亲、驸马等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缓解垄余繁杂的王爵体系。[11]

积极改革

统治前期，世宗朱厚熜效仿太祖朱元璋实行新政，在经济上进行赋税改革，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的发展。当时，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桂萼针对国内田税、粮役、赋税等税收的不统一，提出“一条鞭法”政策，即把当时各州县的所有杂税合并为一条进行征收银两，土地则按亩折算缴纳。这样不仅极大程度地简化税制，方便朝廷征收税款，同时也让各地方的税吏和基层官员难以贪污作弊，使国库大幅度地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使当时十分严重的阶级矛盾得以缓解。朱厚熜还命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适时勘察，将被抢走的土地归还农民，使其用于耕种；并严惩官员地主霸占土地的行为。[10]

执行“一条鞭法”后，百姓获得较多的种地自由，各家各户可以直接把抵役抵粮的银两交给官府，大大提高了平民百姓的耕种热情；同时朝廷减轻赋税、体恤百姓、帮助百姓治理水患的举措，刺激农业的极大发展，短期内就使国库快速充盈；政治上，朱厚熜十分注重改革官吏机构，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保障；军事上，其改革军队，整顿边疆，使得边境得以暂时安稳。[10]

科举清弊

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朱厚熜一改前朝“非科举不取”的选官制度，在首辅张璁的建议下，积极改革用人制度，大胆采用“三途并用”之法，即：科举、举荐、贡院三种方式并用，缓解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不健全，许多读书人都追求漂亮的文章而忽视治国的才能的情况，使民间真正有治国才能之士可以有其才能的发挥空间。同时，其修正孔子称号和典祀，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使文化和科技发展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史书称赞此时期为“天下翕[xī]然称治”。[12]

崇道乱政

世宗崇道

嘉靖中兴后，明朝经济、政治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世宗朱厚熜见国家太平，认为其已完成作为皇帝的职责，开始懈怠，逐渐不思进取，思想、行为日渐腐化。因从小接触道教文化的缘故，朱厚熜逐渐开始迷信方士、尊崇道教，爱好长生不老之术，其在全国范围内尊道抑佛，宣扬道教；在身边聚拢大量方士与道士，同时为父母与自己加封道号，用以神话自身。并且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大事兴建斋醮[jiào]，日日沉迷修道炼丹 ；朝堂上大小政事的决策不再询问朝中大臣，而是聆听道士指点，到后期甚至二十年不理朝政。不仅如此，朱厚熜甚至要求百官一同斋醮，并派亲信监察，在皇帝的高压与诱导下，朝廷众臣也纷纷加入“修道”行列当中，“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百官的晋升贬替，不再看能力德行，而是取决于是否诚心修道。[13]

嘉靖中后期，朱厚熜沉迷道家学说的程度加深，方士、道士们也时常利用朱厚熜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思想，屡行诈骗之术，愚弄朱厚熜，使其每年仍在不断修设斋醮、道场，使本在“嘉靖中兴”丰盈的国库逐渐消失，造成明朝政局、民生更加动荡。[13]

其中，宫廷中的宫女因为朱厚熜的追求成仙而被极力压榨，据《明史》记载：世宗朱厚熜为追求长生炼“仙丹”，派人到处采集灵芝；且为满足自己修道，大量在民间征召14岁左右的幼女进宫，每日采补她们的处女经血进行炼制丹药。其为保持宫女们的洁净，迫使她们在月事期间不得进食，只能吃一点桑叶，饮用一些露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而朱厚熜也因屡次“仙丹”炼制失败，性格开始变得多疑和残暴，常常因为宫女犯的一点小错，而命人将其活活打死，当时明宫中的宫女接近千人，被处罚而死的，居然多达二百余人，一时间宫中人人自危。最终，宫女们无法再忍受其暴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动了壬寅宫变。[14]

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个宫女深夜潜入世宗朱厚熜的寝宫，决定趁其熟睡时将其勒死。首先，为首的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熜的脸，紧紧地用手掐住他的脖子，而邢翠莲则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别按住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住两腿，待杨金英将其脖首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

在即将要杀死朱厚熜之际，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没能成功杀死朱厚熜，她们几人又用金钗、银簪一顿乱刺，却都未刺中要害，最后一齐被赶来的护卫全部抓获，朱厚熜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一直昏迷，许久不醒。宫变之后，朱厚熜将自己转危为安归功于事玄之效，更加不理朝政，独居西苑潜心修道。[9]

误用严嵩

在用人上 ，世宗朱厚熜“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巨大，喜怒无常，对权力的把握有极强的占有欲，对文官集团强力控制，但同时误用首辅严嵩专国处事长达二十余年，对明朝廷的政治、官吏系统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15]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重修宋史，取得朱厚熜的宠信，加封为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严嵩拜武英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但同时仍掌礼部事，权力巨大，朝中行贿者络绎不绝。严嵩为官之后，窃权罔[wǎng]利，并大力排除异已，残害忠良，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严重激化当时的阶级、社会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15]

在用权势谋利后，严嵩的态度愈发傲慢，甚至在世宗朱厚熜面前也毫不掩饰。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见此，极力推荐其亲戚欧阳，世宗朱厚熜十分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但严嵩仍不放弃，之后呈上密启，说道：“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朱厚熜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朱厚熜命欧阳必进致仕，算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十月，永寿宫发生火灾，严嵩奏请世宗朱厚熜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朱祁镇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使世宗极为不悦，之后，严嵩在朱厚熜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15]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勒致仕，其子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回到江西，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guǒ]，亦无吊者”，终年八十六岁。[15]

内忧外患

在嘉靖年间，因世宗朱厚熜不问政事、边防之事逐渐懈怠；加之朝中以严嵩为首的官员收受贿赂、私吞军饷，倭患渐起，“南倭北虏”国防之患格局逐渐呈现。[16]

土地兼并

嘉靖八年（1529年），大臣霍韬上疏，声称“某考會典，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历百四十年，迄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戸[hù]口亦然，华邑初七十六里，至永乐减为二十二坊里，成弘又减为十九坊里。夫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独十八年弘治称极盛耳，以开国草昧，土与人应少覆多，承平百四十年应多顾少，何也？是时主极圣，臣极忠，天下极治，则国网渐阔，而利乃日归于百姓，朝廷知而不问。迨[dài]其后，主以察渊为圣，臣以心计为忠，尽地力，增戸口，而天下事去矣。”，即在成化、弘治时期，明朝人口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减少了二千五百零四万八千零五十二人；且全国土地有一半皆沦为不征税田地。后经调查，这皆是由于众多朱明皇族利用自己的特权，将民田强占为庄田，而庄田则是免征田赋的，这造成了明朝空前绝后的土地兼并。[16][17]

蒙古兵临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大军军临城下，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并无将质，对蒙古大军毫无办法，惶惧无策，只得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仇鸾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除了大肆抢掠，畏敌如虎，还割死人头和平民首级冒功，严重影响了明朝的中央统治。[18]

倭人入寇

明朝期间，倭寇一直侵害沿海，归根结底是因为明朝“寸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导致沿海农民的生计出现极大问题，导致大量平民因无法捕鱼卖钱、维持生计，不得已加入倭冠，当时有“真倭七假倭三”之说。嘉靖年间，明朝廷又进一步加强海禁政策，导致更多沿海平民彻底失去生活的指望；与此同时，明朝廷政治腐败，卫所制度崩坏，由于军官克扣军饷，导致大量底层士兵叛变，加入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大量侵袭明朝东江沿海。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的守军与倭寇交战，只歼四名倭寇，而明军阵亡却达到三千人，阵亡军官十二人，战损比极度悬殊。最为夸张的是，仅仅六十多人的一支倭寇小部队，居然从钱塘江上岸，一路从绍兴开始，攻徽州、南京、无锡，歼明军上万人。军队不堪一战，却杀良冒功成性，倭寇进入明朝内地，如入无人之境。[18]

澳门沦陷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总督皮来资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直接登陆广东沿海，强行驶入内河，开往广州，沿途枪炮之声，震动城廓。皮来资到达广州后，便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明廷命广东地方官给予所进方物的价值，遣回。皮来资买通镇守太监，获准与通事火者亚三等进京。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海澳。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处，公然搬运硝磺[huáng]刃铁，沿海乡村，都遭杀掠，并且筑室立寨，作久居之计。后强占了澳门，并狂妄地宣称台湾为澳门属地，企图进一步入侵台湾。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明朝海防如同虚设，直接被葡萄牙人攻城掠地，登陆建立殖民地，而强占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仅仅数百人，至此，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直到1999年才得以回归。[16]

晚年去世

晚年新政

晚年，世宗朱厚熜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明朝廷再次走上正轨。朱厚熜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并且下令退还一些被王爵、官吏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晚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16]

丹药暴毙

随着世宗朱厚熜年龄的逐渐增大，加之其常年信奉丹药道士的话术，认为吃丹药可以长生不老，所以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处女红的丹药，使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无心打理朝政，导致朝中大权掌握在几个内阁大臣的手中，集团之间相互倾轧。虽有几位大臣上疏劝谏，不是被捕入狱便是流放边疆，甚至有甚者还被锦衣卫给打死，从此便再也无人敢出来批评时政了。[19]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长篇奏疏《治安疏》，上写：“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全篇奏疏直截了当，批评世宗求道废政，搜刮民产，滥兴土木，及长期不视朝政，以至法纪废弛、官吏贪墨、民不聊生、水旱肆虐、盗贼猖狂，下面还指出世宗怠政的根源在于心惑于道，故而拜神求仙，修斋建醮，同时还举例阐述古往今来神仙方术的欺妄事例及后果，最后恳请世宗朱厚熜能幡然悔悟，亲临朝政，与大臣共治朝纲，革除多年积弊，置身于圣王之列，留贤名于后世，这篇奏疏洋洋洒洒竟达千字之多，世宗朱厚熜闻其大怒，命海瑞下狱论死，最后海瑞被徐阶所救，世宗死后被放出狱。[19]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世宗朱厚熜驾崩于乾清宫，年六十，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庙号世宗，葬于北京昌平永陵。世宗驾崩后，其第三子裕王朱载坖[zhū zǎi hòu]继位，年号隆庆，奉先帝世宗皇帝遗诏，“存者召用，殁[mò]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以海瑞为代表，赦免了所有谏言诸臣，从这一刻起，揭开了长达十八年隆万大改革的序幕。[19]

历史评价

世宗朱厚熜作为开创“嘉靖中兴”之政局的拓局者，其治事之举措，颇受史学界的赞扬。虽阁权得以伸张，但皇权却从未削弱，宦官也莫敢染指政务，权臣宦官“有如飞鸟依人”。《明世宗实录》就称其为“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神圣不世出之主”；更是细数其做贡献，表现赞美之意：“躬秉圣资，出抚兴运，铲奸剔蠹[dù]，丕举王纲，肇修人纪。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mǐ]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jìn]扬之巍巍乎，盛矣！”

修筑《明史》的清朝著名文臣张廷玉则说道：“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哗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fù]太庙，而跻[jī]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认为世宗朱厚熜在执政之初所作之事皆为利天下之大事，收益颇广，随后期崇尚道教以致国事荒废，但仍称得上是“中材之主”，对其评价颇高。中国明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说道：“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个明朝17个皇帝中，他是应该有作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发动了一个大礼仪。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吧，这个大礼仪把朝廷上下的官员全部牵扯进去了。”高度称赞了世宗朱厚熜对于吏治的变革。[19][20]

但作为一个晚年沉迷道学，以荒废国政，致朝廷萎靡、社会混乱的君主，批判之声也存在。中国近代清史学家孟森就说道：“嘉靖迷信方术，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宠得幸，全国正直之士被压抑打击，官僚士大夫的风气、习尚就此大大恶变。士风败坏，一代政治也就没有希望了。”毛泽东主席更是十分直接地说道：“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表达对其修道以致国家混乱的批评；著名作家卜键更是满怀遗憾地说道“家国牵羁，六趣牵缠，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希望与失落，充满追求与幻灭，充满期待，也不乏惆怅。”“要之，这是一位禀赋甚高的帝王，是一个学者化的皇帝，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国的弯路。”[21]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

兴献王朱祐杬（1476年—1519年），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孝宗朱祐樘[zhū yòu chēng]异母弟、世宗朱厚熜之父，生母为邵宸妃，妻为蒋氏。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薨，武宗初赐谥“献”，正德十五年(1520年)四月初三日葬于显陵，后世宗追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5]

母亲

慈孝献皇后蒋氏（?—1538年），北直隶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兴献王朱祐杬的王妃，世宗朱厚熜之生母，世宗即位后被封为皇太后；嘉靖十七年(1538年）二月薨，谥为“慈孝献皇后”，后被追谥：慈孝贞顺仁敬诚安天诞圣献皇后。[22]

兄弟姊妹

姊妹

永福公主（1506年—1525年），世宗朱厚熜胞姐，《万历野获编》记载为世宗生父睿宗（追尊）兴献帝第二女，《明实录》记载为兴献帝第三女，嘉靖二年(1523年）下嫁邬景和。[23]

永淳公主，世宗朱厚熜胞妹，世宗生父睿宗（追尊）兴献帝小女儿。最后下嫁谢昭[24]

堂兄

武宗朱厚照（1491年—1521年），汉族，明朝第十位皇帝，孝宗朱祐樘长子，在位十六年，年号正德；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于豹房，谥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庙号武宗，葬北京昌平康陵。[25]

后妃

皇后

孝洁肃皇后陈氏（1508年—1528年），世宗朱厚熜第一任皇后，北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都督同知陈万言女。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惊悸堕娠而崩，时年21岁；穆宗朱载坖即位后，上尊谥曰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翊[yì]圣肃皇后，合葬世宗，享太庙，迁葬永陵。[26]

张皇后（？—1537年），世宗朱厚熜第二任皇后；嘉靖七年(1528年)，被立为皇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月初六，被废黜；嘉靖十五年(1537年)闰十二月，薨，葬于金山，世宗下令葬礼按宣宗时废后吴氏的规格进行，即用妃子的葬礼埋掉，且无谥号。[27]

孝烈皇后方氏（1516年—1547年），世宗嘉靖帝第三位皇后，南直隶应天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人；嘉靖十三年（1534年），被立为皇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病逝，谥孝烈皇后。穆宗即位后，于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上尊谥曰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祗[zhī]天卫圣皇后，别祀弘孝殿。[27]

孝恪皇后杜氏（？—1554年），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世宗朱厚熜康妃，穆宗朱载坖生母。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世宗第三子，即穆宗朱载坖；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杜氏逝世，年约40岁，谥为荣淑康妃，葬金山；穆宗即位后，上谥：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后，并迁葬永陵。[27]

嫔妃

荣安惠顺端僖皇贵妃（？—1540年）阎氏，世宗朱厚熜皇贵妃，皇长子哀冲太子朱载基之生母。嘉靖十二（1533）年八月生皇长子朱载基：嘉靖十九（1540）年正月六日薨逝，追封为皇贵妃，谥荣安惠顺端僖皇贵妃，葬于天寿山世宗皇贵妃太子墓园。[28]

靖妃卢氏（？—1588年），世宗朱厚熜的妃嫔，世宗第四子景恭王朱载圳之母。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月二十九日，生景王朱载圳；万历十六年（1588年），卢氏高龄去世，葬在悼陵。[29]

端妃曹氏（？—1542年），世宗朱厚熜端妃，宠妃之一，进士及第后任福建三明知府曹察之女。嘉靖十五年(1535年）册为端妃；嘉靖二十一年(1541年），世宗于曹端妃处过夜时，遭遇“壬寅宫变”，被诬陷，凌迟处死。[30]

子女

儿子

明穆宗朱载坖（1537年—1572年），明朝第十二位皇帝，世宗朱厚熜第三子，生母为康妃杜氏，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廿[niàn]三日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崩，朱载坖入承皇位，改元隆庆。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朱载坖病逝于乾清宫，庙号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葬于十三陵之昭陵。[31]

女儿

常安公主朱寿媖[yīng]（1536年—1549年），世宗朱厚熜长女，生母为端妃曹氏，嘉靖十五年（1536年）八月十五日生，九月十五日赐名朱寿媖；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七月二十一日薨逝，时年十四岁，未下嫁，追封常安公主。[23]

宁安公主朱禄媜[zhēng]（1539年—1607年），世宗朱厚熜第三女，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月十二日，生母为端妃曹氏，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月十九日，下嫁于李和，后生子李承恩；穆宗即位后，进封大长公主。[32]

存世追思

秘密择陵

世宗朱厚熜死后葬于永陵。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浩大的永陵制造工程开始，是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年)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嘉靖帝命辅臣张璁及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他也在秘密地为自己的陵地做准备工作。[33]

葬于永陵

明永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由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间长，所以嘉靖皇帝的永陵修建规模仅次于明成祖的长陵，迄今保护较好。[34]

永陵大约经过七至十一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建成后的永陵与前七陵相较，确有两大独特之处。首先，是规模宏大。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台、明楼及宝城规则。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裬[líng]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其裬恩门面阔五间则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另外，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还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甃[zhòu]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古人设计了外罗城，以便将皇妃们埋葬于外罗城之内，其布葬的位置则拟在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亦即明楼前左右宫墙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袝[fù]。后来，世宗的皇妃们的墓地虽然没有按原议定的方案，修在外罗城内，但外罗城则按原定计划修建了。[34]

影视作品

参考资料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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