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伏尔泰出身于法国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岁入贵族中学，热衷于学诗写诗并结识数位后任高官的同窗学子，不久因写诗得罪摄政王，在狱中写出悲剧《俄狄浦斯王》、构思史诗《亨利亚特》，后均获成功或一定程度的好评。三十二岁时伏尔泰与一小贵族发生口角，复被逐往英国，在英三年因祸得福，广交良友、熟读先进哲学、科学著作，写出二十四封《英国通信》(后增两封，改书名为《哲学通信》)。三十五岁伏尔泰返回法国，在动荡中草成《查理十二世传》，争取到在伦敦出版部分《路易十四时代》，四十岁应邀住进热爱科学的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西莱别居，此后在较安定的十五年中写出许多著作。侯爵夫人辞世后，伏尔泰应普鲁士腓特烈大王之请去柏林，初以为寻得理想的“开明君主”，后于一七五三年夏失望而归，次年，伏尔泰决心过“独立哲人”的生活，以渐趋老弱之躯，在法瑞边境购地定居，接待来自全欧的进步人士、散发声讨封建暴政的辛辣檄文，以其崇高声望大力支持《百科全书》出版。八十四岁，伏尔泰始获准移住巴黎，三个月后精力衰竭而与世长辞。[8]

伏尔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9]伏尔泰拥护自然法学说，从自然法论的立场出发来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相信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还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除此之外，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伏尔泰的代表作有《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俄狄浦斯》等，仅18世纪末由博马舍编辑出版的伏尔泰全集就有17卷，搜集作品260余种。此外伏尔泰还与多达700人以上的人通信，已知的信件有10000多封，这些文字总计在3万页以上。[5][7]

伏尔泰崇尚实践活动、不骛空谈，[7]他始终跟着科学发展的步伐，使牛顿和洛克的思想在法国得以流行。[10]伏尔泰主张在理性的基础上创建一个由自然神论为主宰的社会，为无神论的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他的法政思想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了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诞生，[11]他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直接为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12]伏尔泰于1791年被尊为大革命先驱，正式安葬“先贤祠”。[8]

人物关系

德尼·狄德罗

好友

孔多塞

好友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伏尔泰生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出身于第三等级的家庭。其祖先为商人，伏尔泰的父亲取得公证人身份，家庭比较富裕。7岁时，伏尔泰的母亲去世，10岁时其父亲把伏尔泰送到耶稣会主办的贵族学校大路易中学学习。中学期间，伏尔泰已经显露文学天赋。12岁时，写出悲剧《阿穆利乌斯和努弥托耳》并能写出优美的诗句。他非常喜欢诗歌和戏剧表演，学习的兴趣集中于历史和政治科学，后迫于父亲的压力，又读了两年法律。1711年8月，伏尔泰中学毕业。在这一时期，伏尔泰结交了一些后来位居高位的贵族子弟，比如达让塔尔伯爵、达让松兄弟、里舍利厄公爵等，这些朋友为他之后度过困难时期提供了很大帮助。[2][13]

伏尔泰11岁结识圣殿集团伊壁鸠鲁信徒，并时常参加这个集团的享乐聚会。伏尔泰以谈锋犀利、妙语连珠在聚会中引人瞩目。他的父亲担心伏尔泰会惹出麻烦，便在1713年，将伏尔泰介绍给伏尔泰教父的兄弟，即将要出任法国驻尼德兰大使的夏托纳夫侯爵做随员。1713年9月，19岁的伏尔泰跟着夏托纳夫侯爵到达荷兰首都海牙，并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姑娘，开展了一段“海牙之恋”。仅仅三个月后，伏尔泰因为这段恋爱被强行送回法国。[14]

第二年，伏尔泰在巴黎一家事务所作见习律师，他依然与圣殿集团的人来往。伏尔泰夜里在上流社会中活动，白天带着朋友们的赞美声回到律师事务所，几年间，伏尔泰在法律和金融方面获得不少知识和经验。1714年，伏尔泰因写了一首讽刺诗《反基东》也称《反鸡奸》和另一首讽刺诗《污泥潭》，被父亲老阿鲁埃打发到圣昂热侯爵在枫丹白露附近的别墅去。在这里伏尔泰结识了一位资历颇深的政治家古马尔丁，经常听他讲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朝廷的历史掌故。由此启发他构思了史诗《亨利亚特》和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4]

两次入狱

伏尔泰在1716年写了两首讽刺摄政王的诗，被流放到离巴黎不远的苏里，不久后获准返回巴黎。他放弃学习法律，继续写批评时政的诗。以诗歌《我曾看见》强烈谴责社会上的罪恶，伏尔泰否认自己是这首诗的作者，得到谦虚的美名。1717年，伏尔泰写了另一首《幼主》来讽刺摄政王乱伦，并以“法国将要灭亡”结尾，因此被摄政王关进了巴士底狱。伏尔泰入狱11个月，写出第一部史诗《亨利亚特》。[14]1718年4月11日，伏尔泰获释返回巴黎。[14]他回到巴黎后第一件事是用“伏尔泰”的笔名刊印出版第一部重要的悲剧《俄狄浦斯》。此后60年生涯中，“伏尔泰”成了他的正式名字。[15]《俄狄浦斯》在巴黎喜剧院上演，场场爆满，取得巨大成功。[15]

1719年至1724年间，伏尔泰除了忙于出版《亨利亚特》外，还写过两部悲剧即《阿德米斯》和《玛丽安娜》。此外，1724年他还写过喜剧《冒失鬼》，1728年发表《从荷马到弥尔顿的欧洲诸民族的史诗》，批判地考察了史诗的历史。[16]

1725年12月的一天，伏尔泰与法国最有权势的贵族家庭成员罗昂骑士因为一个女演员产生矛盾。伏尔泰被罗昂骑士雇来的两个流氓狠狠地打了一顿。伏尔泰向苏里公爵和其他贵族朋友寻求帮忙，却无人肯帮。伏尔泰复仇心切，亲自跟一个武术教师学击剑想要复仇。罗昂骑士不敢与伏尔泰决斗，于是其家族向国王报告，申诉伏尔泰的暴烈行为威胁国家的安定，建议把他投入监狱。1726年3月28日，国王签署命令把伏尔泰第二次关进巴士底狱。[17]

旅英岁月

伏尔泰二次入狱后，向国务大臣莫勒柏申请出国去英格兰。几天后他获得释放，被押送到加来，1926年5月，伏尔泰渡过加来海峡到达英格兰。[17]伏尔泰在英国生活了34个月，期间他会见过许多英国著名文学家，例如蒲伯、斯威夫特、康格里夫等。伏尔泰高度赞扬英国文学的繁荣状况，并把这种繁荣状况归因于文人在英国得到应有的尊敬。他一直主张文学才能高于高贵出身，杰作比姓氏更为荣耀，他在英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18]

伏尔泰在旅英期间竭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在伦敦出版了《亨利亚特》的英文版，并对已发表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了很多诗篇，这本书在英国大受欢迎并得到相当多的赞助。同时伏尔泰在英国期间完成了两部历史著作，即《论法兰西内战》和《查理十二史》。[19]伏尔泰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这个国家的强烈的爱，并于1728年写出《哲学通信》，[20]它的出版标志着伏尔泰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宣传运动正式开始。1729年2月得到法国当局的默许，伏尔泰化名桑松潜回巴黎郊区。[21]

动荡漂泊

伏尔泰返回法国时，带着除了因《亨利亚特》赚得的大把钞票外，还有三部著作的手稿，即《查理十二史》《布鲁图斯》和《哲学通信》，这时的伏尔泰非常富有。1729年下半年，伏尔泰完成了另一部史诗《奥尔良少女》，塑造了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的形象。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作品之一。[22]

回国之后的伏尔泰象一只惊弓之鸟，一有危险便逃之夭夭。他的《勒库弗勒小姐之死》引起当局的不满，伏尔泰闻声逃到诺曼底，后又伪装成英国人到里昂找西德维尔市长，秘密讨论出版《查理十二史》的事宜，风声一过，他又回到巴黎。1731年冬季，伏尔泰结识德丰泰纳·马尔代男爵夫人，便住在这位老妇人的家里。伏尔泰住在马尔代男爵夫人家里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常在男爵夫人举办晚餐会时，指导客人们在客厅排演自己写的剧本。并且开始撰写第二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悲剧《恺撒之死》，完成及公演了两部悲剧《爱丽菲勒》和《查伊尔》，还完成了评论性文章《趣味的圣堂》。1733年马尔代男爵夫人患病去世。[22]

隐居西雷

马尔代男爵夫人死后，伏尔泰买下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一所住宅并住在这里。此时39岁的伏尔泰因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戏剧蜚声文坛，得到很多妇女的青睐，经他的情妇圣皮埃尔公爵夫人介绍，他认识了时年27岁的夏特莱侯爵夫人，出嫁前名叫爱米莉，他们不仅是情人，还保持了一种师生关系。1733年冬天，因《哲学通信》在法国被秘密售罄，伏尔泰的名字印在封面上，他的住宅被搜查，巴黎高等法院把《哲学通信》列为禁书，下令被焚毁。伏尔泰被巴黎当局网开一面，允许他逃离蒙热，伏尔泰于1734年5月动身去夏特莱侯爵的西雷别墅，开始了在西雷的生活。当年夏天，伏尔泰完成了哲学著作《形而上学论，写出哲理诗《论人》的三章，完成了悲剧《雅勒齐尔》。[23]

从1734年至1749年，伏尔泰大都在西雷与爱米莉生活在一起，期间经历因《凯撒之死》公演获得成功，遭到对手德丰丹纳神甫攻击；因在沙龙中散发的《奥尔良少女》，引起当局的愤慨，匆忙逃往洛林，后回到西雷；因《摩登人物》遭到当局不满，连夜赶赴荷兰暂避风头，并在荷兰重新修订已发表过的著作，后在夏特莱侯爵和舍利厄公爵夫人的四处活动下，获准回到西雷；著有《牛顿哲学原理》，并把其题献给爱米莉；[24]与24岁的“哲学王子”普鲁士王储佛里德里希相交。并与其于1740年在克利夫斯镇会面。伏尔泰称弗里德里希是“北方的所罗门”。[25]同年，伏尔泰带着爱米莉开始欧洲旅行并抵达柏林，受到弗里德里希热烈的欢迎。[26]后来，由于弗里德里希发动西里西亚战争，伏尔泰于12月2日逃离普鲁士，直到1741年元旦，才返回布鲁塞尔与爱米莉重逢。[25]1742年底，伏尔泰受法国首相弗勒里红衣主教所托，赶往普鲁士为法国与弗里德里希斡旋。伏尔泰在普鲁士呆了五个月。期间，弗里德里为了使伏尔泰投靠到自己的门下，听从谋臣的计策，伪造了一封伏尔泰的信件，在这封信中，伏尔泰对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不屑一顾，公然攻击法国朝廷。弗里德里希伪造信件的事件败露后，伏尔泰决定离开普鲁士回到法国；1743年11月伏尔泰成为英国皇家协会会员。同年，在爱米莉、达让松侯爵的帮助疏通下，法国政府正式赦免了伏尔泰，伏尔泰于1743 年冬天携爱米莉回到巴黎，后因夏特莱侯爵要求，二人于1744年初又回到了西雷。同年秋天，伏尔泰筹办王太子的婚礼并为其创作《纳瓦尔公主》，于1745年4月1日被路易十五授命为宫廷史官；1745年，路易十五亲率大军赴丰特诺瓦与英国-汉诺威联军激战并获得胜利，伏尔泰立即用史诗体裁写下了颂诗300句《路易十五取得反对联军的丰特诺瓦战役的胜利》，并于次年4月，因路易十五的支持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6]

1746年底，伏尔泰在枫丹白露接受任命，充当国王路易十五的侍臣。伏尔泰经常把国王侍臣的头衔洋洋洒洒地署在自己的作品上，引起了某些贵族的嫉妒和恼怒。因为爱米莉在牌桌上输光了钱，伏尔泰劝她赶快收场，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愤之中，俩人讲了许多使在场的人难堪的话，可以被看作是诽谤朝廷。伏尔泰怕被别人告发，于是连夜逃出巴黎，后来躲在曼纳公爵夫人的索宫中。因为伏尔泰经常未与公爵夫人商量，就擅自邀请在巴黎的朋友和熟人来索宫看戏，公爵夫人毫不犹豫地给伏尔泰下了逐客令。同时间，服务台又因为给国王宠爱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写了一首赞美诗，把路易十五征战的胜利与其联系起来，丢了法国宫廷的面子，王后对此怒不可遏，伏尔泰于1748年元旦和爱米莉重返西雷。同年，二人应布弗列尔夫人邀请，赶赴洛林。在这里，爱米莉受到圣朗贝的诱惑，打算和其度过余生，二人的关系被伏尔泰撞破，他虽然愤怒，但是最后原谅了爱米莉和圣朗贝。在吕内维尔和西雷穿梭旅行期间，伏尔泰又创作了两部剧本，一部是喜剧《纳尼娜》，另一部是悲剧《得救的罗马》。[26]1749年9月爱米莉生下一个小女孩并于9月10日去世。伏尔泰悲痛异常并离开了西雷，于1749年10月初回到巴黎。[26]

腓特烈王朝的“上宾”

伏尔泰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地邀请于1750年6月，离开巴黎前往柏林。伏尔泰在普鲁士受到弗里德里希前所未有的礼遇。国王把他安排在波茨坦城郊的豪华莫愁宫下榻，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当众宣布为伏尔泰提供2万法郎的年俸。弗里德里希赐封伏尔泰为宫廷侍臣，并亲自把象征国王侍臣的金钥匙交到他的手中。伏尔泰积极为国王删改、润饰文稿。称赞普鲁士王朝的生活是“柏拉图的筵会”，为这位国王争得了“开明君主”的美誉。[26]

伏尔泰到柏林后不久，除了给国王修改一些拙劣的法文诗稿，整理哲学论文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可做。国王的内政外交政策不和他谈起，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位开明君主来实现的愿望逐渐落空了。他还发现，弗里德里希也并不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是“国家第一仆人”，他根本不体察民间疾苦，开明有限，专制过度，一个人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伏尔泰对自己曾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位“开明君主”开始感到厌恶和失望。而弗里德里希对伏尔泰的看法也大大改变，国王看不惯这位名人的傲慢习气，后来的一些不愉快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26]

后来，伏尔泰揭露、批判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伯都依违反学术道德并大力攻击普鲁士官方科学的愚昧无知。并以他人名义，撰写并分发名为《阿卡基亚博士的驳议》的小册子，嘲讽莫伯都依的愚蠢荒谬，使得整个普鲁士的官方科学机构都成了众人趣谈的佐料，为伪科学辩护的“开明君主”也成了世人取笑的对象。1753年元旦，伏尔泰把象征宫廷侍臣的钥匙和授予的勋章退回给普鲁士国王，并于同年3月26日，离开柏林。并在回国途中，因为携带国王诗集，被拘捕达五周之久，直到诗稿强行索回，才让伏尔泰离开。[26]

在普鲁士的三年，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他便把大量的时间花到了对历史的研究中。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在西雷隐居以前就已开始撰写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写作。1751年上半年，伏尔泰经过20个春秋艰苦撰写的巨著《路易十四时代》终于完稿，并在柏林首次出版。[26]

狡兔三窟

1753年7月8日，伏尔泰逃出弗里德里希控制的普鲁士，来到了与普鲁士一水之隔的法国美因兹地区，后于10月初，在法国科尔马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完成悲剧《中国孤儿》，整理出版《帝国编年史》，开始写自传《伏尔泰先生本人写成的他的生平的回忆录》。1754年12月12日，伏尔泰到达日内瓦普兰京斯安家。[27]

定居日内瓦·伏尔泰感受到了生活的平静、自由和安逸，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国王，没有监督者，没有耶稣会教士，除了自己的愿望之外，没有其他责任，只看见步行到此吃饭的统治者，我们尽情地愉快生活。”[27]

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枫丹白露首次公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756年，伏尔泰最后完成历史著作《试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简称《风俗论》)，它被称为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姊妹篇。[28]

1757年，《百科全书》第7卷一出版，“日内瓦”条目的撰写者达兰贝尔，听取伏尔泰对日内瓦的看法，将伏尔泰有夸张地描绘日内瓦的宽容风气和新教牧师的理性主义态度写入了“日内瓦”条目中。有人怀疑达兰贝尔是受了伏尔泰的要求，想通过吹捧日内瓦而贬低巴黎，同时条目中批评了日内瓦的文化生活，因此引起日内瓦当局、法国当局和百科全书派内部对这一条目的强烈反对。达兰贝尔因此放弃了《百科全书》的职务，伏尔泰因此遭到卢梭的责难，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对卢梭的无理指责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百科全书派内部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卢梭毅然断绝了与百科全书派的关系。1759年3月6日，《百科全书》面临内忧外患，伏尔泰一方面给狄德罗写信，鼓励他要坚定地面对攻击和诽谤，一方面亲自写文章反击反动人士对《百科全书》的攻讦和诬蔑。他还试图动员《百科全书》的3000名赞助者向政府施加压力，逼其撤销对该书的禁令。[29]

日内瓦当局和教会对《百科全书》的攻击，引起了伏尔泰的不安，他对日内瓦日渐抬头的宗教狂热有所警惕。为了长远打算，他决定在和法国边境附近购置房产。1758年他以德尼夫人的名义买下了费尔内的一所庄园和图尔内伯爵德布洛斯的领地。伏尔泰在瑞士有德利斯和洛桑，在法国有费尔内和图尔内，狡兔三窟的安排，使他享受到了别人不可能享有的独立和自由。[29]

菲尔内的抗争

伏尔泰在费尔内时期给自己的敌人取了一个新名字：败类。“消灭败类”成为了他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内容。1758年10月，《瑞士报》登出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宣称伏尔泰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是被自然神的兴趣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对此，伏尔泰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同年12月，他在《瑞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斥一篇匿名文章》公开地向宗教势力发出了挑战；[30]1760年5月，法兰西学院任命小诗人蓬皮尼昂接替莫伯都依的职位，当他出席就职仪式发表演说时，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伏尔泰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30]

为了宣传自己“消灭败类”的主张，伏尔泰在发表《五十个说教》、出版悔里叶《遗书》摘要之后，还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著作。1763年发表《论宽容》，1764年出版《哲学辞典》，1765年还完成了《共和思想》，1767年发表《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1768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1770年—1772年撰写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出版《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以“消灭败类”为主题；[30][12]伏尔泰在费尔内生活期间，在致力于工业村的建设、进行宽容实验、逐步推行自由、平等主张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些悲剧的创作。1766年，他开始创作悲剧《斯基泰人》，1769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悲剧《妖教徒》，1767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1768年，又完成了《巴比伦公主》和《有四十金币的人》。[31]

除了出版大批著作，伏尔泰晚年还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中。首先为卡拉伸冤翻案取得成功，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系统地阐述了宽容思想。[32]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虽然为拉拜尔伸冤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伏尔泰依然积极为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伸张正义。1769年，一个名叫马丁的农民被诬告杀人而受车裂，后来真正的凶手招认了，伏尔泰设法争取为马丁平了反；1770年圣奥曼地区的蒙巴义夫妇被诬告杀害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发表了《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在伏尔泰的出面干涉和争取下，蒙巴义的妻子终于获释；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被诬告叛国通敌并被判死刑，伏尔泰了解真相后又挺身而出，拉里伯爵的冤案又得以平反昭雪。[33]

这段时间内，伏尔泰还受到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崇拜，伏尔泰为了宣传开明君主政体的思想，用理想化的“开明的”俄国女皇，作为证实他们理论“正确”的有力证据。但是，随着叶卡特琳娜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热衷于侵略扩张，伏尔泰对她的认识有了明显改变，逐步与她疏远。[34]

辉煌的最后岁月

晚年的伏尔泰获得诸多荣誉。1769年，圣朗贝发表了题为《四季》的叙事诗，高度称赞伏尔泰，伏尔泰因此被宣布为法国的天才和法兰西民族的骄傲，他的巴黎友人发起了为他建造纪念像的活动；[4]1770年2月，伏尔泰收到罗马方济各会托钵僧会长的几封信，会长决定吸收他为该团体成员，以感谢他对他所生活的地区教徒的帮助。[4]

1774年5月1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逝世，路易十六上台并下令，当伏尔泰死后，他的手稿全部没收，加盖封印，永远不得传播；1775年，伏尔泰完成《理性史赞》；1776年，他再一次试图为与拉拜尔骑士一起被指控犯亵渎宗教罪的戴塔隆德恢复名誉；1778年2月10日，伏尔泰返回巴黎，轰动全城，妇孺老幼奔走相告，成群结队的热烈地欢迎伏尔泰的归来；1778年2月25日，伏尔泰在指导法兰西喜剧院演员们排演《伊莱娜》时，吐血病倒；同年5月30日晚上 11点整，伏尔泰溘然长逝，享年84岁。[4]

伏尔泰逝世后，教会宣布他为无神论者，政府和教会都不同意把他葬在巴黎。亲友们只得按照事先的计划秘密将其遗体运到香槟省，安葬到了塞里耶尔修道院。[4]

思想观点

哲学思想

历史哲学观

伏尔泰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历史中的理性”和方法论基础。人们往往将他的历史思想称之为“历史哲学”。德国学者莱辛于1751年指出伏尔泰使用“历史哲学”的重要学术意义，并于1753 年，在《福斯报》上评论伏尔泰的《风俗论》，明确指出伏尔泰的历史著作蕴含着的哲学意义。20世纪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勒分析伏尔泰历史哲学思想并指出，伏尔泰的历史哲学的思想特征一是发现了历史的法则，二是其历史著作体现了人类一般法则的本质人性。卡西勒认为伏尔泰是历史哲学家。[35]

以美国史学家汤普森为代表的反对派，在《历史著作史》中说伏尔泰“既缺乏哲学方面也缺少社会学方面的真知灼见。”英国哲学家科普来斯顿通过对伏尔泰《历史哲学》一文的分析，提出在“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上来说，《历史哲学》这篇论文少有哲学性。反对派承认伏尔泰历史写作的首要的要求是以哲学家精神写历史，是以启蒙时代的人的精神写历史。但伏尔泰所谈论的需要“以哲学精神写历史的时候”至多指的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排除那些神话和传说而已。把超自然的解释从历史著作中清理除去，与历史哲学所要表达的真正思想不能同日而语。[35]

形而上学观

1734年，伏尔泰结束英国的流放回国之后，开始着手写作《形而上学论》，其涉及广泛的哲学问题，出发点是证明上帝的存在。第一个证明是牛顿所运用过的钟表匠论证。即如果一台钟表意味着某一个钟表匠的存在，那么宇宙明显的有序性意味着某一睿智的造物主的存在。如果我们承认钟表的指针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显示时间，那么就有理由承认，例如眼睛是被睿智的造物主设计用来观看的；第二个证明是第一因论证。即我存在着，自然有某事物存在，因而某事物永远存在。因为要么存在着的东西是必然的和永恒的，这就是上帝，要么它的存在是由另外的某物传递给它的，对这另外的某物又可作出同样的论证。既然物质世界显然既非永恒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它本身就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而且它的存在必定是由于某种必然的存在，即上帝。同样，运动、思想和感觉都必定是由上帝传递给物质的。[10]

在《形而上学论》中，伏尔泰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进行了描绘，而这位上帝即便不是关注人类福祉的唯一存在，至少在仁慈地管理它以及他的其他创造物。而且，作为必然的结果，这个自然神论者的上帝既赋予所有人类一种对道德上的善的意识，也赋予他们依此行事的倾向。[10]

伦理学观

伏尔泰的伦理学观点，在他的小说中有所体现。中世纪伦理思想的现实伦理基础是上帝，以上帝的名义，教会制定了诸如服从、忍耐、谦卑等道德的原则。伏尔泰在他的《查第格》中却把一切的根源归之于“命运”，但是想要以命运作为现实伦理的根源十分困难。伏尔泰也确实没有止步于命运，在《老实人》中他引入了“理性”。启蒙思想家们就希望凭借理性摆脱信仰与启示，来建立伦理原则。伏尔泰没有因为理性而陷入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他意识到命运和理性在作为现实伦理的基础时都有巨大的缺陷，它们都无法把人们的德性和行为与他们的境遇构成一个可理解的关联。当现实伦理的基础出现问题之后，就会引发出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伏尔泰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出了文化的道德相对主义立场，也就是认为道德判断依赖文化而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有着不同的道德体系。[36]

伏尔泰从儒家哲学以德性为中心的政治伦理中，丰富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他认同宋明理学，认为理性就是德性，是人的天性，但常常被私欲所迷误，只要人们在内心时时警惕，人的天性是不灭的。他提出，无论人欲多么的旺盛，内心深处的理性道德总是存在的，从宗教解放出来的理性是普遍的新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教人顺从理性，实践道德。[37]

宗教思想

反对教会，不承认耶稣

伏尔泰反对宗教、教会和教士的狂热，特别是造成令人发指的人间悲剧的那种狂热，认为这种狂热是迷信，是欺压，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宗教，希望自然宗教有辅助道德规范的作用。[7]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以中国来观照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指出世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这些编年史详尽无遗、审慎有度，而《圣经》中竟没有提起过中国，那么圣经的唯一正确性就理应受到怀疑，西方教会的统治的根本也就更加值得质疑了。伏尔泰对于圣经的否认只是第一步，教会存在是否有意义才是他真正想讨论的问题。他曾经大胆讽刺旧约中的经文，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来叙述上帝和先知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只是强大的一方强迫弱小的一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又指出教会与教徒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所以，教会的存在对于教徒来说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而在消极的方面倒是有更大的影响。[38]

伏尔泰反对在任何具体人物形象上体现神，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否认耶稣的存在。伏尔泰指出圣经是最不确实、矛盾最多的书。在伏尔泰看来，耶稣基督本人和那些圣师其实是一样的。伏尔泰的一生都在与耶稣做斗争，把他称为“坏蛋”，不承认耶稣的神性。[38]

信奉自然神论

伏尔泰的自然神论认为上帝是超自然的创造者，相信上帝是按照自然理性的法则创造自然的第一动力，但是在创造和推动了世界之后，就不再过问世事，而让世界万物按照自然秩序自己运行。伏尔泰在历史研究中认为上帝只能从物质世界之外虚构物质运动的原因，承认神的存在，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必需求助于一个最初的推动者。伏尔泰还提出，人们可以把上帝理解为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为自然立法，是使“世界机器”运转而又不干涉他的运转的“几何学家”，伏尔泰表现出典型的自然神论思想，极力论证自然秩序的原则与历史理性的原则是一至的。他认为，要了解这些宗教崇拜和迷信如何产生，就必须考查人类智慧的自然演进过程。伏尔泰用历史理性去辨识和证实信仰的必然性，去说明信仰的原因和起源，从宗教观念来看，他解开了基督教教义的神正论之谜。伏尔泰将神正论视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支配的权威放在自然神论中，用理性去消解了。伏尔泰用阐述历史来表达这种思想。他认为自然秩序与自然宗教都是“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他将上帝的存在视为可以通过理性历史证明的真理，[39]

反对宗教狂热，坚持宗教宽容

伏尔泰在为卡拉、拉·巴尔、西尔文和蒙巴里洗刷了耻辱的过程中认识到宗教狂热的危害。伏尔泰提出，宗教狂热主要是由于创立戒律的人眼光过于狭窄，或是由于人们逾越了他们所规定的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列，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类清规戒律，成了这些戒律的传播者，甚至殉难者。伏尔泰在《信仰自由》中提到，基督教徒敌视全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当信奉基督教。想要改变这个情况，局面，必须把原来过于“狭窄”的眼界打开，不要局限在一个所谓自己人的小圈子里，这就是宗教宽容。自然的规律准许人们要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信仰自由既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坚持宗教宽容的原则就是坚持理性，理性精神在宗教领域表现为两点。一是承认人人都有信仰自由，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在基督教内部，也有选择各个教派的自由。选择之后还有更改的自由。二是每个人在对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心满意足之后，要保持尊重他人独立思考、判断的权利，不要把自己的选择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强加于人。宽容是要维护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它来自对理性的信念和对人类本质的尊重。[40]

政治思想

伏尔泰的理想是有一位强有力的开明君主。在王权与君主专制晚期居主导地位的最高法院的冲突中，伏尔泰断然站在王权一边，他认为，王权可以为发动改革与避免革命提供最佳机遇。他提倡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以及刑法改革，但其政治思想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中产阶级的自由与权力，这与保护他们的财产是不可分割的。他也坚定地认为，应厚待穷人，但即便他倡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对社会平等也没有太大的兴趣。[41]

开明君主制

伏尔泰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出发，提倡开明君主制度。他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阐述了其开明君主政治思想。伏尔泰看到了君主制度在统一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伏尔泰眼里，封建制度带来的政治割据局面和造成了混乱和愚昧，只有依凭路易十四那样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才能实现。伏尔泰对于开明君主制度的政治分析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专制基础上的，避免了因颂扬君主专制可能出现的对封建专制的容忍，从而说明开明君主制度的时代合理性。[42]

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与现实政治的选择是伏尔泰赞同君主制的出发点。他的历史观点和对现实政治的观察使他对建立在普遍平等之上的民主共和政治不抱乐观。他在历史研究和现实的观察中发现，开明君主的统治是政治发展的“动力”，君主的力量与政治的发展方向也相互关连。伏尔泰以文明作为衡量“好”君主的标准。伏尔泰心目中的君主政治，不是绝对专制体制下恶魔般的君主统治，而是有理性的开明君主。[42]

民主政治

伏尔泰认为民主制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他在历史的进步趋势的思想上，予以民主政治最大的声誉。伏尔泰通过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阐述自己的历史政治思想。他比较东方专制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历史，对君主专制、立宪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都作了分析。他对东方君主专制加以否定，而对民主和自由加以歌颂，他将自由和民主视为国家富裕、人民幸福的道路。在他看来，一些国家靠耕作土地而带来的殷实可靠的财富，而在国土狭隘又多山地的瑞士，人民却可以靠自由和胜利双手积累起来。他对瑞士的分析，是对共和民主政治持肯定的态度。他在对“权力”做历史的评价中，以及对英国政治的称颂中，认为最恰当的君主政治体制应当是如英国那样的议会君主制。伏尔泰明确地谴责克伦威尔统治下的共和国最后演变成一种暴政，他还指出了英国立宪君主政治是现代英国民族强大的原因。[42]

中国观

伏尔泰中国观最突出的地方在于肯定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古国之一，他宣称：“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37]他首次提到中国是在他1734年写作的《哲学通信》中，在这本书中体现了他的中国观，即对中国家庭式的政制和皇帝的推崇，对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精神的赞赏；[43]在《风俗论》中，伏尔泰以中国来观照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指出中国有记载的历史，远比基督教世界悠久而真实，他提出世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这些编年史详尽无遗、审慎有度；[38]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对中国文明作了仔细的研究和阐释，形成了他的中国历史观。在“光荣”条文中，他宣称:“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43]

《风俗论》以中国的历史为全书的开端，《路易十四时代》则用中国历史为结束。这两部书中都设专章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还特别地介绍了孔子其人其说。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而成《中国孤儿》，广泛地传递了伏尔泰对中国道德和文明的看法。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开明专制政体的典范。他提出中国政府不是独裁政府，他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通过中欧两种法律形式的比较，得出了中国开明君主的印象；[43]伏尔泰提出如果中国有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一种自然宗教；儒教具有的一个最大文化特征就是宗教的宽容性；[37]伏尔泰对中国并不是一味的赞美，他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是先进与落后并存的。他竭力颂扬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风貌，却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成就怀着矛盾和惋惜的心情。[43]

史学思想

伏尔泰的历史观在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指责传统的历史大部分只关心战争和外交，他主张历史书应该考虑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历史的价值在于哲学的和社会的思考。伏尔泰的历史观被称为启蒙主义历史学，与它相对立的是17世纪的人文主义历史学。[19]

反宗教史观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抨击了《圣经》的创世史，对博絮埃所依据的和维护的《圣经》提出了质疑；伏尔泰有力地批驳了博絮埃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拣选的特殊的民族，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观点。伏尔泰认为世界各民族有独立的起源，因为各大陆人类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伏尔用自然神论批判基督教史学，这种自然神论是摆脱神学的简便形式，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无神论形式。自然神论既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承认人的一切观念都来自感官对外界的事物的感觉，又承认在我们之外有个无限、永恒、宏大、全能、自然、智慧的实体即上帝存在。伏尔泰认为唯有健全的理性和科学可以促使人们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明晰认识，避免被偏见和迷信欺骗。伏尔泰把各地的人类与其所生活的自然条件联系起来理解，是历史学摆脱宗教光环，走向自然科学的重要一步。[44]

世界整体史观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历史的统一性观念进行了充分论述。

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性

伏尔泰《风俗论》用进步取代天意。他批评鲍修哀的《通史论》涉及范围狭小，只讨论了古代的四个帝国，涉及四五个民族。而在《风俗论》中，他论述了从古代世界一直延伸到伏尔泰生活的18世纪的全部世界史。他不仅叙述了欧洲的历史，还扩大到了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将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他把东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借以说明东方文明在欧洲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另外，伏尔泰批判鲍修哀写作历史的目的性太强。而伏尔泰看到了世界各民族、文明发展的差异性，但不承认它们有高低之分。他抛弃了基督教神学史观评价世界史的标准，以理性为衡量各国各族文明高下的标准。他尊重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的成就，犹太人历史的意义第一次被置于较为合适的限度内。[45]

共同理性促使下的共同道路

伏尔泰的历史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伏尔泰的历史统一性观念不仅仅指人类历史是世界各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还指世界各民族都拥有共同的人性或理性并因此走同样的历史发展道路。首先，世界各民族都具有共同的和普遍的人性。其次，世界各民族走的道路都是相同的，都是一条理性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但是，世界各个民族或地区的历史发展却有快有慢、并不同步，因为在世界各个地区，理性与迷信的斗争情况各不相同，当有的地区理性正在努力战胜迷信获得解放时，有的地区理性还被迷信所压制。正是各地区理性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历史发展的节奏不同、快慢不同、发展程度不同。[45]

规律具有普遍性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还指世界各民族遵守同样的法则。伏尔泰认为，人类社会整体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普遍性。伏尔泰的历史观的中心意义是世界各地都遵循普遍的进步法则。进步并非像洛维特认为的假定原则，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普遍规律，进步的唯一目标就是达到理性完备的理性王国。世界各地的历史都是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史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和阐明这种客观的计划。[45]

文化史观

伏尔泰在理性主义思想、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法国的史学传统和他作为学者和漂泊者的生活经历以及夏特莱夫人的影响下，开创了文化史这一新领域。伏尔泰率先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提出了研究文化史的广泛纲领。其次，伏尔泰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伏尔泰认为，编写历史不应该局限于政治、军事，还应当包括广泛的内容，诸如农工商业、科学技艺、文学艺术、民情风俗乃至饮食起居、日常娱乐等等。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记录，都应当属于历史编纂的对象。伏尔泰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他还是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领域的第一人，首开西方文化史之先河。[46]

英雄史观

伏尔泰打破神命史观，不主张神对社会发展的干预。伏尔泰意识到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种史识已蕴含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社会的发展进步，除了经济因素外，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伏尔泰在其四部史学著作，《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路易十五时代》中，充斥着对于这些国王的歌颂与崇拜。在伏尔泰英雄史观中，衡量伟大人物有三条标准标准。一是不停留在传统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做法上，很少涉及国王本人的修身养性问题；二是眼界扩大，视野开阔。伏尔泰从法国及欧洲的历史发展情况，纵横比较，从国际大环境角度观察法国路易十四的作用；三是重视变革，以实际成败论英雄。伏尔泰把历史人物置于历史长河中的动态考察及评估功过是非。[47]

文明理论

伏尔泰在历史研究中，用哲学家的头脑去批判、观察判断历史。用文化史的规范去对人类的历史活动进行梳理，注重对人类理智或风俗文化史的描写。在这全景式的描述中，从历史经验中概括出了一些历史认识，在概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便是他的文明理论。[48]

文明历史的产生

伏尔泰在被称为“历史哲学”的《风俗论》导言中提出了关于人类文明历史产生的原因。[49]

本能说

本能，实际上是指人本质上是文化的人而言。伏尔泰认为，文化最早的物化形式是信仰的出现。信仰不管它的仪式是以理性的形式还是迷信的形式出现，或它有一种体系还是呈现混乱状态，它的出现都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生存恐惧心理，用伏尔泰的话说是指引人类的是本能。从本能出发强调文明的产生，强调了人具有文化的特征，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史的同时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49]

需要说

伏尔泰所说的“需要”，实际上是指人的活动与他生存之中的自然环境的一种对应关系。他将这种关系看做文明产生的一种原因。这种对应关系有两种情形。一是人们生存于一种适当的环境之中，于是构成一种文明形态。二是环境决定了人们发展出高度的技能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于是这种文明是一种不断提升着自己文化的社会。[49]

模仿说

伏尔泰认为人本质上是有文化的。人在创造自己的文明时，也能动的反映在自己文化智力的优势上，他们通过观察和模仿的行为而获得文化。伏尔泰提出，模仿是人的天性。早期人类习俗的相似性是得自于彼此之间的模仿。伏尔泰认为人类一切文明形态的起源上，模仿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49]

伏尔泰在论述文明诞生的时候，无论他将之归纳为本能还是需要或者模仿，在谈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生时，他都为之铺垫了一个物质前提。伏尔泰视精神文化是人类历史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它塑造了历史的灵魂，他承认精神文明的物质前提，这是伏尔泰历史认识中的一个矛盾。尤如他承认那个非人格的上帝创造了自然一样，反映出他历史观中的矛盾性。[49]

文明的兴起和扩散

伏尔泰认为，世界文明在东方兴起，尔后扩展到了欧洲。在《风俗论》导言中，伏尔泰在指出了文明扩散的方向后，还进一步探讨了文明传播的形式。指出了“中心破坏与扩散”的观点。他认为，一般而言，如果中心文明出现了问题，它便受到被文明所吸引的野蛮人的入侵。中心文明的破坏便是文明传播的开始，而且呈现出叠加式扩散，这就是“一个地方刚刚开发不久，便被几个饥饿的民族入侵，然后这个民族又被另一个民族赶走。”于是文明便传播开来。这几乎成为古代文明国家兴起的一条法则。其他形式也最终完结在这一形式之中。[49]

伏尔泰的文明理论是一种积极的文明理论。他始终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不断地追求物质进步的历史。他在追述人类历史时也曾意识到往近的历史有许多不如往古使人更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承认今不如昔，他处处反对那种以古否今的论调。在他看来，人类有着自然的本能，但这种自然本能不是对文明的拒绝，相反，它引导人们去追逐幸福，它引导人们去追逐幸福不仅没有败坏人和社会的道德，而且还启示人们建立社会的基础，即同情和正义。[49]

文明倒退的原因

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对人类文明历史的衰落和停滞进行了明确的叙述。在他看来，蛮族人侵文明地区是文明倒退的一个经常的现象。他提出迷信、凶残与淫逸，是文明衰落的致命伤。[49]

文明进步的机制

18 世纪，流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的观点，伏尔泰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他却看出社会进步与自然环境有不可分离的联系。首先，他更看重自然环境对文明的起源所发挥的作用。其次，他强调自然条件的不同文明也被打上鲜明的烙印。再次，他认为自然环境对文明的扩散也有影响。伏尔泰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机制之一。伏尔泰主张人们在环境里生存，在受环境的支配之下，不是被动的一味地被环境的制约。人是能动的适应环境，从而产生战胜环境的手段，也即文明的生产，只是它不是简单地适应环境的文明，而是创造的文明。[49]

伏尔泰提出，文明进步的机制也体现在野蛮征服者终将被他所征服地区的文化所改变，以至被拖进文明。他将理性看成是文明进步的力量，伏尔泰还提出教育是培养理性的工具，因此教育是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机制。伏尔泰认为作为文明进步的决定力量是理性，这个理性不是一元的，而是多重因素的组合。非神学中的上帝，也非在地理和环境，也非卢梭那种教育方式，而是理性。[49]

主要著作

哲学著作

《哲学通讯》

《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后是伏尔泰旅英期间，于1728年开始动手写的，他回到法国后最后定稿。1733年洛克曼根据手稿译成英文在伦敦首先出版，书名是《英国通信》。1734年蒂埃里奥把它从英文译成法文，秘密出版于里昂，书名为《哲学通信》，补充了第25封信《谈帕斯卡先生的〈思想集〉》，共25封信。由于在书中赞赏英国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推崇英国的科学和文艺成就，批评法国政府，法国当局大为震怒，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伏尔泰被迫逃亡洛林避难。不久该书转移到荷兰出版。[50]其中前7封信讨论了英国的宗教信仰，第8和第9封信研究了英国议会制度和政体结构，第10封信赞扬了英国的商业成就，第11封信介绍了种牛痘的好处，第12至17封信评述了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第18至22封信叙述了他对英国文学的看法，第23、24封信论述了英国文人的地位，最后一封信是全书的附录，伏尔泰逐条批判了帕斯卡的错误观点。[20][21]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高度赞扬了英国的政治自由和英国的政府形式，极其推崇英国政府组成的自由民主性质，动员自己的同胞仿效邻居的所作所为，有目的地论述了商业发展与政治自由的辩证关系，但是《哲学通信》对自由之基础的认识尚不深刻。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宣传的自由实际上掺杂了他个人的理想，与英国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符。在伏尔泰看来，英国虽还不够理想，它的政治制度却比封建专制的法国要优越得多。《哲学通信》没有揭露英国社会的弊病，目的是要给法国同胞树立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事实上它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21]

《哲学通信》被朗松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是伏尔泰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它不仅是他旅英三年所见所闻的心得体会，也是他多年来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聚积起来的思想结晶。《哲学通信》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本重要的宣传材料，它的出版标志着伏尔泰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宣传运动正式开始。[21][2][51]

《哲学词典》

伏尔泰于1764年7月，在费尔内完成《哲学辞典》的出版。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这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哲学著作。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概述了伏尔泰本人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和要求。这部《袖珍辞典》继承培尔《历史和批判辞典》的传统，借鉴《百科全书》的形式，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涉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体系博大。[52]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书中还全面阐述了自由、平等的概念，详细描述了伏尔泰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的主张，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改革的思想。《哲学辞典》仅仅缺少《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它以深刻的思想、生动活泼的形式、精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粹，是启蒙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资料。由于它的篇幅短小，通俗明了，而又携带方便，更容易在普通人中传播开来。《哲学辞典》像《百科全书》一样，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52]

文学著作

《查第格》

《查第格》是伏尔泰躲避在索宫，惊恐不安时写出的作品，完成于1747年并易地匿名发表。它以古代的东方为背景，富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和异国情调。故事讲述的是古代波斯巴比伦有一位名叫查第格的青年，他品格善良，明哲保身，但灾祸总是接连不断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当爱人赛弥尔要被贵族子弟抢走时，他挺身而出誓死保卫心上人，结果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由于面貌变得丑陋遭到爱人的背叛。他还因为司法黑暗而两次无缘无故被捕入狱，他得到国王的信任和王后阿斯达丹的爱情后，又受到陷害，不得不仓皇出逃，在逃亡中吃尽了苦头。最后国家动乱，国王被杀，他靠自己的本领被推举当了国王。[8][26]

在这部小说中，伏尔泰所采用的是托古讽今的手法，他揭露法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抨击宗教狂热，宣传宗教宽容和自然神论的思想，抒发了自己向往开明君主制的理想。[26]

《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发表于1718年4月11日，[14]此时的伏尔泰刚刚获释返回巴黎，他回到巴黎后第一件事是用“伏尔泰”的笔名刊印出版了这部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悲剧。[15]这部悲剧是以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里斯的同名悲剧为蓝本写成的，这出悲剧，曾经被许多著名戏剧家改写。伏尔泰笔下的故事情节和剧中人物都有变动，他把自己的一些政治理想糅合进去，增强了时代感。在他的剧本中，俄狄浦斯是一个勇敢高尚，富有智慧的人，他竭力逃避神的不祥预言，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神的捉弄，犯了杀父娶母之罪。剧本对神灵恶意愚弄人类提出抗议，伏尔泰力图揭示，剧中的罪恶不是主人公的罪恶，而是神的罪恶。[21]伏尔泰把他的《俄狄浦斯》寄给法国宫廷、英国的国王乔治一世，还寄给许多朋友。获得大量赞美。1718年11月18日，《俄狄浦斯》终于在巴黎喜剧院上演。连续上演45场，场场爆满，观众达2.7万人。[15]

伏尔泰从自然神论的思想出发，攻击宗教权威，谴责基督教。伏尔泰由敬神而否定有人格的神，把抨击的火力直接指向神和欺人的宗教。[15]彼得·盖伊认为伏尔泰在《俄狄浦斯》中批判了专制权力和宗教狂热。[21]这部写于伏尔泰流亡英伦的岁月的悲剧是他用来表现启蒙思想的工具，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20]

历史著作

伏尔泰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编纂学的观念和形式，反对传统中世纪的超自然史和狭隘的政治编年史，反对对古史传统不加批判地进行接受。他提出历史学应该写世俗史，以自然和求实的态度描述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他们的艺术、科学和政治。他的两部历史学巨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都是力图用哲学的或解释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民族的历史。[1]

《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不是一气呵成，它是在断断续续同时又是精心构思后才完成的。早在1731年，伏尔泰就开始了准备《路易十四时代》的写作，1732年确定了基本思路，直到1734年才开始动笔。1738年又将之搁下，第二年又将已写好的《导言》部分发表。但是社会反映不如预想的那样好，于是又继续潜心研究材料，然后于1750年伏尔泰在留居柏林菲特烈宫廷的最后几个月里整理完成，并于1751年在柏林出版。伏尔泰耗费了20年的精力完成这部著作。[53]

《路易十四时代》一书用详尽的史事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了十七世纪法国尤其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历史。首先是关于十七世纪早期法国出现的多次社会动乱，以此揭示路易十四在青少年时代频遭磨砺的艰难心路历程；随后用大量的事实描述他亲政后打击分裂贵族，重振朝纲的创举；之后用大量的篇幅展示了路易十四为称霸欧洲大陆而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及取得的战功与失败又用细致的笔触再现了路易十四的官廷生活、达官重臣如富凯、马扎然、柯尔伯等的事迹及世袭大贵族男女轶事。又条目序次地罗列路易十四时期推行的内政、司法、商业、治安、法律、军事、海军、财政等制度和建制；又放眼于欧洲将十五世纪及整个十七世纪人类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上的创造和杰出人物都向读者娓娓道出；并在记叙欧洲的宗教活动和法国各教派的历史中对宗教教会及宗教信仰大加挞伐；最后在向读者分析基督教各教派为在中国争夺传教权引发的争论时，不失时机地为中国古老伟大文明大唱赞歌。[53]

书中通过路易十四一生的文治武功，为法国人民塑造了一个伟大君主的非凡形象。他用尽可能完美的词令来为路易十四歌功颂德。《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在法国遭遇当局封杀，法国禁止售卖这本书，而荷兰与英国的书商却不断盗印出版，反而将他的新史学观念在欧洲广而告之。[53]

《路易十四时代》的完成开创了文化史写作的新纪元。[8]在以前，历史著作是以纪传体为主，侧重记述政治和军事，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罗列。伏尔泰认为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评述，记叙的重点应放在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要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26]《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亦史亦文的佳作，是他对史学的独到贡献，奠定了伏尔泰伟大历史学家的地位，开创了文明史研究的先河。[8][53]

《风俗论》

1756年，伏尔泰完成历史著作《试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简称《风俗论》)，它被称为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姊妹篇。[28]《风俗论》从准备到完成前后耗时也达20年之久。这期间，伏尔泰的居所也辗转不定，处境也好坏天壤。《风俗论》一书就是随着他在四处辗转漂流中完成的。[54]

《风俗论》最早构思是在1738年居住西雷时，接受夏特莱夫人的要求而写作的。因为她对所认识的现代历史家的著作极其不满，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历史学的不信任和非历史的观念。为解除夏特莱夫人对历史的疑惑，伏尔泰决定为她写出一部满意的史书。从1739 年起，伏尔泰就源源不断地为夏特莱夫人勾勒出该书的大体部分。从1745 至1746年间，这本书的局部刊印发表在《法国信使报》上，而其中的《十字军东征史》于1750年发行。随后又以《世界史简编》陆续在《法国的水星》杂志上发表。1753年《风俗论》又以两册在海牙刊印，1754年则增至成3册，全书最后于1756年在日内瓦完成，以《通史论》为书名分7册出版，其中还包括《路易十四时代》和有关东方各国文明最初的几章。1762年他又增加了《路易十五时代简史》。最后在1769年的版本中，将有关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的内容别出,另补上一篇题为《历史哲学》的长文，作为全书的导论，再增写了一篇题名为“路易十四以前的欧洲史”类似于史论性质的文字结束全书，以《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查里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为确定的书名出版。此后，伏尔泰仍孜孜不倦地增补和修改，在书中能找到最后修改记录时间是1777 年，说明直到他病逝前夕伏尔泰仍在修订该书。[54]

伏尔泰将人类的“风俗、习俗”进一步地糅合在文化史的范畴之中，用文明的概念来言说历史。在《风俗论》中，他反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是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历史的史观，以及认为这种历史是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和基督教主要相关国家的错误认识。在书中他以中国为开篇，认为中国的历史不仅比《旧约》所披露的事件更为古老，而且也更为文明；他也在书中寻求一种历史发展的有序性，却不同意历史可以解释为“天意的安排”，更极力驳斥每一次大事发生必有上帝介入的说法；在书中，伏尔泰反对有组织的宗教，认为宗教通常总和反启蒙主义相结盟，只会迫害、煽动战争；他根据由探险家、布道团、商人和旅行者的报道促成的地理学的进步所造成的新的宇宙观，将欧洲在历史的万花筒里所占的分量越显得无足轻重。[54]

1756年《风俗论》初版便印刷了6000部，这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中是空前巨大的印数。[28]作为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风俗论》不仅创造和丰富了一种历史思想，还创造了一种历史写作的风格或方式。它含有自由、容忍、公正与理智的思想，它所涵盖的知识领域极为深广，行文中表现出对历史问题的不懈探索，既有许多评论夹叙其间增加了思索历史意义的分量，语句中又充满幽默而引人入胜。《风俗论》记叙了欧洲、亚洲、非洲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史，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54]

思想影响

思想的进步性

理性思想抵制了宗教疯狂

伏尔泰认为理性决不至于因基督教神学的一统天下而丧失，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虽然被基督教文化所取代，欧洲历史由此进入到野蛮时代。尽管宗教迷信弥漫在历史长河之中，但人们仍然能发现，理性仍表现出它在历史中无时不在的特性，历史终究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理性必定是会战胜迷信，在欧洲千年野蛮的历史中，定会再现理性的光芒。伏尔泰用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来说明历史，认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理性已经开始指导人类的发展。[11]

自然神论是无神论的过渡

伏尔泰主张在理性的基础上创建一个由自然神论为主宰的社会。他的这个思想为下一阶段无神论的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伏尔泰对上帝的存在并不怀疑，他认为上帝是隐藏在自然界中一位乐于安闲的自然神，唯有人类理性与借助自然法则才是到达真理的可靠源头，凭借《圣经》作最后的解答和超自然的启示都是荒谬的。人类的一切信念都不能诉诸于神的启示来支持，也不需要宗教的教义、仪式来强加于人，而是靠人自身固有的理性来推导出来。承认人人都有信仰自由，每个人在对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心满意足之后，要保持尊重他人独立思考、判断的权利，不要把自己的选择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强加于人。伏尔泰借用自然神论作为武器对基督教进行了攻击，但伏尔泰目的并不仅在于推翻基督教，而是要建立一种更合乎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宗教或理性宗教。简单的自然信条取代了基督教的烦琐教义。[11]

法政思想反映大资产阶级意志

伏尔泰借助英国的法政思想是为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这对法国在反封建专制和教权主义的斗争中确实起了历史性的作用。它粉碎了君权神授、法自神意等曾被视为毋庸置疑的观念，破除了迷信和偏见。伏尔泰的法政学说在历史上既以极大的勇气宣传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了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又以巨大的热情论证如何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新制度，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诞生。稍后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都可以从伏尔泰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那里寻找到有力的思想武器。[11]

思想的内在矛盾性

思想的矛盾性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改造社会、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和唯一力量，更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但理性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以理性来考察人类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种宗教道德来维持社会的安宁，是伏尔泰追求的美好愿望，他把社会发展的基础定位在人类的情感良知上显然与他写《风俗论》的意图相违背；伏尔泰的理性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反映，他寻找的理性还是精神层面的，没有真正发掘精神背后的深层问题。伏尔泰想借自然神论来抗衡基督教的上帝，最终事未遂愿，在摆脱了神学上帝的掌控中又落入了自然神上帝的怀抱。伏尔泰以理性创立了他的自然神论，但又否定大多数人能够有这种理性的能力。一方面宣称人人都有理性，并且理性使他们无须借助启示就能够感受到宗教真理；但另一方面又说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这种能力，只有少数觉悟者有这种能力；伏尔泰一生以基督教为毒物，却不主张消灭宗教，反而认为宗教可以使人怀有信心，滋长生活和工作的勇气。[11]

思想的局限性

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神理论观点凭的是主观地设想出人类的生活图景，而不是按照历史发展的真实原因去探讨国家的起源。伏尔泰放弃了人的社会性、阶级性来谈所谓的自由、平等。要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须有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与这些相配合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革，否则它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这种口号恰恰在十七、十八世纪是风靡欧洲的一种政治学说，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伏尔泰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政府，他并不是站在广大法国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谈法律和自由，他的法律制定所构建的基础是私有制，自由平等是让法国资产阶级有更宽广的空间来壮大自己的私有经济活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法国资产阶级运动的迅猛发展，他感觉到君主制所赋予人民的自由平等是非常有限的，继而提出共和制；伏尔泰认为社会实行改良即可，不需要重大的变革。启蒙运动一方面要赢得广大群众，让大多数普通人能够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算数的不是群众是文人，是生而为了统治的那些人。伏尔泰对广大平民劳动者持蔑视的态度，对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并不十分关心，虽然他曾对普通民众的苦难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也承认解救农奴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国家带来好处，但他坚持认为农民没有必要都富有起来，国家需要他们的只是力量和善意。改良的法国并不需要广大的“群氓”参与，只要通过资产阶级与君主协调就可以完成。伏尔泰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国社会变革、进步的力量就蕴藏在他所忽视的那些“群氓”之中。[11]

人物评价

大路易中学的教师卜莱神甫评价：“伏尔泰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称。”[13]

大路易中学的教师保卢神甫评价：“伏尔泰的智力非常训练有素，他的文体非常优美，他的思维方式大胆、富有想象力。”[13]

大路易中学的教师雷亚神甫评价：“伏尔泰是一个腐儒，这个学生使自己丢脸。”[13]

英国政治家、自然神论者博林布罗克勋爵评价：“他的功绩不必等待岁月的流逝，他的第一次尝试就证明是大师之举。”[15]

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巴蒂斯特·卢梭评价：“伏尔泰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世纪的荣耀。”[15]

英国著名史学家约翰·莫利评价：“当伏尔泰返回法国时，他在自己的诗力已经成熟的同时，品尝到科学理性之树的果实......他从一个作家转变成一位将军或战士。”[21]

美国史学家汤普森评价：“伏尔泰既缺乏哲学方面也缺少社会学方面的真知灼见。”[35]

人物关系

狄德罗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百业凋零，生灵涂炭，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倾注精力于举世闻名的《百科全书》，传播先进的思想。伏尔泰积极撰稿，大力支持，还为狄德罗排除危难，出谋划策。狄德罗和达兰贝尔从事《百科全书》主编工作，只是到纠纷屡起的情况下，达兰贝尔才告隐退，而狄德罗却持续应战，勇往直前，坚决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伏尔泰的生活同狄德罗等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伏尔泰的思想同狄德岁等人的思想相互融会。[7]

卢梭

卢梭积极为《百科全书》撰稿。他和伏尔泰的关系曾一度情谊深厚，后来却由朋友变成敌对者。伏尔泰性格开朗豁达，容易解脱情绪波动的干扰，而卢梭心胸狭隘，经常处于多猜疑的境地。隐避于二人分歧背后的因素是政治态度、世界观的差异。他们同狄德罗、达兰贝尔一样，痛感封建社会之弊端，憧憬改革，但是彼此对改革的设想大相径庭。伏尔泰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兴致勃勃地建立新兴资本主义城市，而卢梭显然持相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思古之幽情，向往朴质淳厚的“桃花源”。[7]

人物争议

学界对于伏尔泰是否是历史哲学家存在争议。德国学者莱辛与卡西勒认为伏尔泰是历史哲学家，卡西勒指出伏尔泰历史哲学的思想特征是发现了历史的法则以及其历史著作体现了人类一般法则的本质人性。而以美国史学家汤普森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伏尔泰既缺乏哲学方面也缺少社会学方面的真知灼见。英国哲学家科普来斯顿认为伏尔泰的《历史哲学》少有哲学性。他们承认伏尔泰是以哲学家精神写历史，但伏尔泰的以哲学精神写历史至多指的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排除那些神话和传说而已，是把超自然的解释从历史著作中清理除去，与历史哲学所要表达的真正思想不能同日而语。[35]

影视形象

后世纪念

伏尔泰故居

伏尔泰故居位于法国边境与瑞士日内瓦机场接壤处不远的一处法国小镇，小镇名叫菲尔奈—伏尔泰。小镇的中心，为伏尔泰广场，一座惟妙惟肖的伏尔泰青铜雕像矗立于此。[57]整座雕像连同底座高约5米，雕像的石座上镌有一段简短的介绍伏尔泰生平的碑文，碑文里还刻着《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哲学辞典》和《中国孤儿》等伏尔泰的著作，另一面铭刻着伏尔泰为当地民众修建住宅、学校和医院等造福百姓的功绩。[57][58]在离伏尔泰广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伏尔泰协会，那里陈列着伏尔泰著作的各种版本，还出售有关伏尔泰的纪念品，如他的小雕像、印有他头像的书签等等。[58]

先贤祠

先贤祠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伏尔泰的墓位于地下大厅，占地面积大而不奢。伏尔泰的棺木于1791年迁入先贤祠，在他的棺木上写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它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59]

参考资料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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