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7]，中国农村的部分农民工为了个人及其家庭更好的发展而进入城区务工，春节时集体返乡，此时春运的雏形初现，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5]1980年时，“春运”一词在《人民日报》上被首次使用。[7]改革开放后农村进城务工和出国留学的人流激增[8]，春运规模随之日益扩大，春运也成了每年春节前后的热点话题，被媒体频繁报道。[7]第一次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现象在1986年出现。[8]直至现在的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春运的客流量仍在增加[7]，但同时中国政府和交通部门也一直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缓解春运的巨大客流带给交通的压力。[6]

春运带给社会的影响有两面性。它满足了人们思乡思亲的情感需要，体现了中国人厚重的亲情文化与民俗民风底蕴，对于在外务工和求学的人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在春节期间的刚需，因而春运也是一种经济和文化现象。[6]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是前三者家庭和家乡归属感的体现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与外出求学、务工之间矛盾的外现。但它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一定压力 ，返乡人群与家人的团聚也给中国社会经济甚至国际经济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工人离开生产单位的同时，社会生产也被迫随之暂停，国际贸易也受到波及。从2007年开始，每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时间段总是第一季度。[9]

概念定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春运的释义为“运输部门指在春节前后一段时间的运输业务”，在《现代汉语规范辞典》中为“指春节前后一段时间的旅客运输业务”[10]，常指在春节节前15天，节后25天的旅客运输，共计40天，参与主体有返乡、探亲、旅游人群[6]。1980年时，“春运”一词在《人民日报》上被首次使用。[7]改革开放后随着春运规模的逐渐扩大，春运也成了每年春节前后被媒体频繁报道的热点话题。[7]

产生缘由

春运是由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过年时要返乡与家人相聚共度春节产生的[9]。它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冲突的的产物[8]，其出现既有现代因素的影响也有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作为背景。[5]

中国社会中已有学者对大量民工进行春运的原因进行研究并提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务工人群从经济较落后的农村迁移到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工作，导致春运人群日常活动地点与其户籍所在地分离，这样是地方经济发展不均导致的，因而春运是我国经济发展所体现的特殊现象。[9]其次，春运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铁路运输等交通业的运能供给出现缺口，造成春运时交通方面的供需不平衡问题加剧。虽然交通运输已经在极力扩大其供给，但仍不能与现阶段越来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产生需求的速度齐头并进。[9]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原因，由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背景，中国人骨子里沉淀了亲情文化和民俗传统[8]，其家乡情结和团圆精神支撑他们乐此不疲地进行春运这样的大规模人口迁徙。[11][9][8]春运代表了人们家乡情结和回家过年的共同愿望，过年前人头攒动的车厢和机场表达了人们对合家团聚的渴望，即中国年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也是含蓄的中国人深植内心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需求的外现，显现出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团圆精神和重情重义的民族风俗传统，寄托了人们对迎接新的一年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11]

主要特点

春运这一社会现象发生在春节这个特殊节日前后，其人口流动的规模巨大[3]，目的都是为了回家过年[12]。春运巨大的客流量容易引发交通瘫痪[9]，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极大的社会风险[3]。春运期间集中性强、大规模的客流主要往返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大城市与中国中西部与东北地区[9][6]，客流量在在节前节后达到峰值，节中则低谷[6]。

受关注度高

春运由于受到普通百姓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广泛关注及其在人民生活中的特殊意义，已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关乎国家和谐稳定。多年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表现有发布了农民工有序流动文件，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春节安全等等。[10]每年的春运也被媒体频繁报道，是每年春节前后的热点话题。[7]

客流特点

春运期间的客流呈出发时间集中、规模大、运输距离长、刚需、偏好实惠等特点[6]，主要在京津冀、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川渝等地区流动。[13]客流主要分为四类，即务工人、学生、探亲人、旅客。春运对于前三类人群是刚需，具有重要意义，是由于中国休假体制不完善和长假期不充裕所导致的。并且这三类人群人均的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因此他们更偏向性价比高的运输方式，大多数会选择铁路。而旅客经济基础就相对扎实一些，因此选择也更加广泛。[6]

大学院校寒假的终始时间常常在春节假期前后，因此务工和求学人群返乡时在重要线路上短期内形成单方向且大量集中的客流目的地较为分散；探亲客流的方向则相反，目的地集中在北上广等大部分务工地点。这三类客流主要集中在春节假期前后几天，这也对节前的交通运输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节前的人流方向基本为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动，主要集中在重要线路上，并且呈单方向、目的地分散的特征。节后的人流方向则与节前相反，并且目的地集中。节中是人群集体出游的时候，但人流量相对节前节后没有那么多，因此形成了节前节后峰值，节中低谷的春运客流现象。[6]

客流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大城市与中国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往返的线路，如京哈线、京九线、京广线、沪汉蓉线、陇海线、浙赣线、湘黔线等重要线路。[6]这些客流密集的线路常常采取临时增运措施来满足客流需求。例如2011年春运时，铁路部门增开4530公里的新线，新造2663辆客车，增开169列动车组，但重要线路仍有“一票难求”之现象。[9]

以北京西站2010-2012年的春运为例，如图不难得出节前和节后是人流集体出行的高峰，节中则骤减的结论。[6]

现状与保障

现状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落后地区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务工，部分有迁户口需求的民工因城乡“二元”制的限制仍需进行春运，一定程度上导致交通运输面临供给速度追不上需求速度的窘境的产生。[8]春运巨大的客流量容易引发交通瘫痪[9]，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极大的社会风险[3]。虽然交通运输已经在极力扩大其供给，但仍不能与现阶段越来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产生需求的速度齐头并进，因此从表面上看春运是由铁路运输等交通业的运能供给出现缺口导致的。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二元”户籍制度，外出务工民工的日常活动地点与其户籍所在地分离，过年时仍要面临返乡的问题，再加上务工的人数逐年递增导致春运时的人口流动递增，由此循环往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加重了春运的现象。中国为改善春运时的供给难题临时开设线路、增加车次，但因为返乡人员只在春节前后大规模流动，所以这些新开的线路平时不会被频繁使用，从而导致了运力闲置，资源被浪费的问题。[9]

反向春运的兴起

是指把父母和子女接入自己务工的城市实现合家团聚，反映出中国家庭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其本质原因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13]

从经济和家庭的角度来看，中国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是驱动落后地区人群前往发达地区务工的根本原因，这间接导致了家庭子女的减少，从而家庭规模减小，亲戚间来往不像以往那样密切，于是务工者及其家庭更加重视自己的小家而非传统大家庭，务工者历尽千辛回乡团聚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13]

从务工者的角度出发，比起费尽心思抢有“一票难求”之称的春运重点路线的返乡车票，他们中的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从家乡来到城市的车票充足的线路，让父母和子女来自己务工的发达城市过年不仅能够节省人力财力，也能算得上他们来发达城市进行旅游，一举两得。[13]

保障

由于引发春运的原因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的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春运的现象仍会长时间存在于现代社会。然而春运巨大的人口流动压力会对交通甚至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风险，这构成了一个难题，中国政府为缓解和改善春运“难”的现象以保护春运这一民俗健康发展也出台了相应政策和措施。[9]

交通运力的提升

中国政府安排交通运输部在每年制定春运在各类公共交通客票的分配和运力安排的方案。[14]对于铁路这一最受欢迎的交通运输方式，为保证在高密度人流量的压力下铁路春运仍能安全、和谐地进行，在售票上，中国政府先后建立了实名制购票制度[15]、开展了“蓝盾行动”“猎鹰行动”等[16]，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和打击信息犯罪的法律也在逐步建立[15]；在服务上，逐步推进信息服务网络化、志愿服务体系化[17]，同时推出“厕所革命”、“畅通工程”、网络化订餐订票等惠民建设，车站环境得到改善，运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春运旅客的舒适度得到进一步提升。[18]铁路部门与时俱进，推进春运智能化，利用数字技术、电子设备等推出的“科技春运”节省了春运旅客的出行成本，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春运人群的幸福感。从网络购票，再到智能检票、候补购票试点等一系列便捷购票、简化认证、节省出行时间的措施的推出，每年的春运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据悉，2019年春运时海南就已经进行了电子客票试点，即只凭“刷手机”或“身份证”就能进站。[1]中国交通运输部为进一步疏散人流缓解铁路压力还抓住了中国人民对私家车购入数量增长的这一优势，出台公路免费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进行春运的意愿，促进了春运的持续性发展。[19]

对购票安全的进一步保障

春运时期也是一些票务钓鱼网站和黄牛党的活跃时期，各种购票骗局层出不穷，为保护人群对春运的积极性和大众对于春运的正面印象[20]，中国政府在春运期间对于春运人群购票乘车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引导，如教化大众警惕票务钓鱼网站[20]、懂得合法维权并拒绝无良票贩等[21]，加之官方一直在推进的“蓝盾行动”“猎鹰行动”[16]，给春运的秩序和中国人民的钱袋子赋上双重保障，塑造安全春运，让中国人民放心春运。[20]

影响

社会

经济

春运期间人们对交通运输的需求激增，使得交通运输部门在供不应求的同时创收明显。例如2014年郑州铁路局在春运期间创收10.1亿元，虽然在此期间临时增开车次和线路仍供不应求，但收入增益显著。[9]同时，春运不断增长的客流在驱动着中国发展新基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13]

在人们通过春运成功回乡与家人共度春节的同时，过年期间餐饮需求和通信需求也大幅增加。各类酒席的承办和人们对年货的购入使得餐饮业和零售业的收入在新的一年创新高。群众联络亲友、使用流量上网等需求在过年期间激增。以上这些对餐饮业和通信业等行业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节日效益。[9]

文化

春运的出现阻止了年文化的瓦解，唤醒了中国人深植于心的年文化传统和团圆之魂。[11]从传统文化视角来看，春运是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和春节的衍生物，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其出现阻止了年文化的瓦解，是中国归根文化深植于人心的“家”与“根” 的价值观念的传承的外显。[7][11][8]

受到新时代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转变的冲击，春节的意义及其传统习俗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化。[8]过年的传统习俗受到社会转型下的认知转变和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冲击，甚至一度被嫌弃为浪费环境资源的陈规陋习，以旅游替代回家过节和以保护环境之名罢免放鞭炮、举行祭祖仪式等瓦解年文化的举措成为大势所趋。当一个节日失去了对应的过节民俗，其特殊性会锐减，变得与平常日子无异。但春运以一种新的迎接春节的方式在逢年之时唤醒人们心中回家过年的根[11]，即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和亲情观[7]，解除了年文化被瓦解的危机，重新塑造起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11]

重大事件

2008年罕见雪灾

2008年春运期间遭遇罕见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是历来春运影响最恶劣的一次灾害，它致使路面堆雪、结冰，公路的春运客流量因此在近年中首次出现负增长，公路基建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5亿元。铁路则与其互补，不仅客运量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幅达到11．8％[22]。这次灾害还使中国公路春运物资运输大范围受阻，全中国有21条计近4万公里的公路积雪、结冰，多达23个省份的公路交通被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尤其京珠高速等交通主干道受灾严重，部分春运旅客甚至受困公路[23]。此次雪灾更致使南京近4万通过公路返乡的旅客和近2000通过航空返乡的旅客滞留南京无法返乡。南京周边高速路全部封闭,长途客运大部分关闭,一百多个航班被延误，春运的客流量于是向铁路汇集，2008年的铁路春运客流量因此迎来了十年来的新高。[24]交通运输部门启动生鲜农产品运输机制，实行满载农用车免收公路通行费的政策。[25]

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因防控疫情的需要[27]，春运周期被迫延长[28]。中国政府为防止新冠疫情扩散先后推出了就地过年和疫情常态化政策[28]。全国有28个省的多个城市受疫情影响暂停了部分交通线路，部分列车、航班暂时停运。中国人民对于生命健康安全的考虑，进行春运的人数大幅减少，同比下降50.3%，更偏向使用私家车出行[27]。公共交通客流也因新冠疫情受到影响，尤其是节后客流量降幅较大，在对旅游、商务公务方面有需求的弹性客流量上体现较为明显。对于春运有复工等刚性需求的客流也相应减少[28]。

2021年春运期因新冠疫情防控要求被延长至60天，为减少旅客因疫情产生的出行困难和考虑到旅客返乡计划的不确定性，中国铁道部与民航局更新了购、退、改票的制度，即铁路延长售票时间为每日5时至23时30分，将火车票预售期从30天提前至15天，免费退票时段从15天缩至8天以减少重复购票退票率，提升铁路运营效率，合理节约人力物力。对于没赶上火车的乘客也出台了相应优惠政策，即可在开车当日24时之前改签其他有余票的车次。民航给予已购买春运机票的旅客一次免费改期或退票的机会[29]。2022年时，为避免运力资源被浪费，中国铁道部采取梯次安排和精准投放模式进行列车安排。[30]

2023年中国放开了对新冠疫情的管控，民众群众累积的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度假、商务旅行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各类客流量均创历史新高，全中国人流量达47.33亿人次，其中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50.5%；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客运量较去年分别增长了37.5%、55.8%、37.1%和38.7%，分别回升至2019年同期的85.5%、47.5%、55.1%和75.8%。自驾出行也颇受春运人士的欢迎，车流量创往年新高，1月27日时车流量达峰值——6029.1万辆次[31]

评价

社会媒体

商丘日报评价道：“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每逢新春佳节临近，外出的游子都会尽力 赶回家和父母亲人团聚。结束了一年的忙忙碌碌，不管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也不管 回家的路途有多艰难，四海漂泊的人都想在过年时能够陪伴在父母身边，过个团圆年。” [32]

信息时报评价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春运是回家的路，奔赴的是期待已久的团聚。然而对于高速交警来说，春运是忙碌，是岗位上的默默坚守、风雨中的辛劳付出。“[12]

政府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部署2019春运的时候评价道:"春运是开年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圆满完成春运任务意义重大。"[33]

郑州铁路局办公室的崔澄宇评价道：“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其与流 动人口爆发式增长的转型期叠加到一起，其给中国铁路交 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34]

学者

学者冯骥才评价道：“换一双文化的眼睛,就会发现,春运真正所做的是把千千万万在外工作的人千里迢迢送回他们各自的家乡,去完成中国人数千年来的人间梦想:团圆。”[11]

学者陈友华（兼专家）和苗国评价道：“春运不仅仅是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压力，“春运”难题也暗示了巨大的社会风险。”[8]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纪嘉伦评价道：“春运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35]

专家

长期关注人口流动和春运问题的专家朱宝树、崔传义、陈友华评价道：“春运现象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 以后才产生的现象。春运既对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提供了机遇,更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渠道。评价春运,需全面审视春运的正面及负面影响,而不能 单纯从运输的拥挤一个方面去强调。春运问题与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密不可分。在流动人口仍将长 期存在并可能进一步增长的背景下,春运问题无疑也会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为此,对春运问题 也要有长期准备。春运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仅仅从技术层面提高运输能力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春 运问题的。制度层面的变革,将产生更为深刻、更为长远的影响作用。在建设城乡统筹和谐社会的今 天,及时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3]

春运时间

相关作品

上表仅为部分选取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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