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

战争爆发前，袁绍占有冀（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幽（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部分地区）、青（今山东半岛中部）、并（今内蒙古河套、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和河北省保定市一带）等州，兵广粮足。曹操只有兖（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豫（今河南省大部分）、徐（今江苏省北部、山东省西南小部与安徽省小部）及司隶（今西安、洛阳一带）等地。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张，矛盾日趋尖锐，最终爆发战争。建安五年，袁绍率军十万从河北南下，曹操兵约万人（一说三四万）应战。两军对峙于官渡，曹操采用许攸之策，间道夜袭乌巢（在今河南省延津县）粮屯。袁绍只分少数兵往救援，以重兵攻曹操军大营，未攻下。曹操击败救援乌巢之敌后，又全部烧掉袁军辎重，击溃袁军主力。袁绍与子袁谭率八百骑渡河逃归冀州，自此一蹶不振。[6][7]

经此一战，袁军受到重创，曹操基本上控制了中国北方，为统一中国北方地区打下了基础。[8]

战争背景

东汉末年，董卓趁官宦外戚之争率凉州兵进入洛阳，另立刘协为帝（汉献帝），自封相国，独揽朝政大权，开了历史上军阀依恃武力控制朝政的先河，也成为了后期军阀混战的导火索。[9][10][11][12]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潼关以东）的一些军阀、豪强结成联盟讨伐董卓。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被部下吕布与司徒王允合谋杀死。后李催、郭汜又攻入长安，杀死王允，由此拉开了群雄争霸、各方混战的序幕。[9][10][11][12]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冬，曹操灭吕布，基本控制了河南地区。四年春（公元199年），袁绍灭公孙瓒，拥有全部河北之地。经过混战，在官渡之战发生前夕，形成了几个比较稳定的军事集团。即辽东的公孙康、关中的马腾和韩遂、南阳的张绣、汉中的张鲁。南方的军事集团主要有三个：益州的刘璋、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策。中原地区，袁绍据有青、冀、并、幽四州之地，曹操据有司隶、豫、兖、徐四州，并占有荆州北部青州一部。[13][14]

在这些所有的军团中，相对来说袁绍和曹操的势力最大，并且已经呈现出双方对峙的态势。同时袁绍、曹操二人都意图实现统一，双方积极准备讨伐对方。[14]

战前形势

曹袁两方的客观条件对比起来看，袁绍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从主观条件看，曹操胜过袁绍。[15]

地理形势

从曹操所处的地理形势来看，兖州是四战之地，除了北方的袁绍，关中诸多势力以及南边的刘表、张绣亦有所图谋，在官渡之战以前，兖州就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不如袁绍方有优势。[15]

袁绍在河北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几乎毫无后顾之忧。从地理位置上看，冀州进可攻，退可守，不像兖州是四战之地。且北边的乌丸和鲜卑，在这时实力不强，袁绍又采取利诱和亲政策，使乌丸和鲜卑不能构成边境上的威胁。因此袁绍以冀州为基地，以幽州为后方，以青、并二州为两翼，集中力量向南争夺天下。[15]

地方财富

曹操所处的兖州与袁绍所据的冀州原本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同属财富之区。但东汉末兖州及曹操所占的其他地区是黄巾军活跃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人口减损严重。董卓乱时，颖川、陈留一带居民多被其兵杀掠，使这一带更为残破。[15] [16]

而冀州则为“天下之重资也”，是当时北方较强的一州。长史耿武、别驾闵纯、骑都尉沮授等人皆劝冀州牧韩馥不要将冀州拱手让予袁绍，并表示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较好，粮食充足。后曹操打败袁绍夺得冀州时，也称冀州为大州，可获三十万军队。由此可见冀州的富足。[17][18]

兵力

关于袁绍投入的兵力，正史大多记载为数十万人。袁绍文士陈琳写的讨曹檄文，虽称袁军“长戟百万，胡骑千群”。但《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和《后汉书·袁绍传》皆称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三国志·武帝纪》也说袁军开往官渡一线的有“众十余万”，连营“东西数十里”。[19] [20] [21] [22]

关于曹操投入的兵力，史书大多记载为不超过一万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历代史学家和军事家，大多据此说官渡之战，曹、袁兵力为一比十。除此之外，亦有观点认为曹操兵力少于袁绍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过万的可能性很小，若曹操调往官渡的为其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应有三万多人。[19][20][21] [22]

战前准备

政治上

袁绍的政治声望与号召力本来远高于曹操，但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从长安逃回洛阳的汉献帝迎接至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并迁都到此处。这一角色转变对曹操政治势力的发展十分有利，汉献帝虽已无权，但名义上仍是汉朝天子。曹操有了献帝便可“奉天子以令不臣”，从而在后来与袁绍的决战中能够打出保卫朝廷的正义旗号。[23][24]

此外，在治理政策上，因袁绍出身为四世三公的豪族，采取的措施也是维护豪强政治，使人民不得安生。曹操则相反，他重视法治，打击豪强兼并，赢得了百姓的支持。曹操评价袁绍在河北的治理时也提到了袁绍维护豪族特权，藏匿罪人，在其统治下土地兼并严重，法令不明，下层民众贫困衰弱，失去民心。[25] [26]

经济上

曹操通过兴办屯田的方式恢复生产，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问题，不仅为农业生产的恢复找到了一种较好的模式，而且还解决了军粮的问题。虽然由于河南地区破坏太严重，此时的恢复还是很有限的，但毕竟为决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资基础。[27]

军事上

董卓专权时，曹操从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起兵讨伐，夺得东郡（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兖州，又平定张邈、陈宫叛乱，由此建立了根据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三攻并重创张绣，缓解了来自西南方面的威胁。同年秋，东征袁术，将其驱逐至淮南。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听从荀彧、郭嘉的建议，先攻吕布，夺得徐州及青州的一部分。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曹操的势力逐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经验也有所提升。[27]

战争过程

白马与延津之战

白马之围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袁绍发布声讨曹操的檄文，进行政治攻势。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夺取黄河南岸的战略要地，以保证主力渡过黄河，自己则引军进驻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官渡之战由此开始。[28]

沮授认为“颜良性格暴躁心胸狭窄，虽然勇猛却不能单独任用”，希望再派一个人和他同往，袁绍不从。此时，曹操已击败刘备夺取了徐州，回军官渡。到了四月，荀攸为了帮助曹操解白马之围建议曹操分散袁绍的兵力，假装前往延津（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做出好像要把军队渡过河攻打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一定会西去应战，然后曹操再用轻装部队袭击白马，乘袁绍没有防备发起攻击，这样便可活捉颜良。[28] [29]

曹操最终采纳了荀攸声东击西的计策，袁绍见曹操兵趋延津，以为曹操要从那里渡河抄袭自己的后路，果然分兵，西趋延津迎击。曹操得知袁绍已分兵西下，即从延津急行军，斜趋白马。曹军距白马十余里时，颜良这才发现，急忙分兵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先攻入敌阵，打败了敌军，杀了颜良。于是就解除了袁军对白马的包围，迁移了当地百姓，沿着黄河西去。[28] [30]

延津之战

曹操解白马之围后沿黄河西撤，袁绍即率军渡河追击曹军。时沮授认为颜良被斩，曹军撤退，形势尚未明朗，谏阻袁绍：“留屯延津，分兵官渡，如果打胜了，再进军不晚，如果一旦受到挫折，大军还可以撤回来。”袁绍固执己见，不听劝阻，沮授见状借口有病，请求辞职。袁绍也因此怀恨在心，剥夺了沮授手中仅有的一部分军队，交由郭图统领。袁绍随后率大军过河，派大将文丑和刘备率兵追击曹军。[29]

曹操则率大军驻扎在南山坡下，并派哨兵登垒瞭望，刺探敌情，探听到袁绍骑兵数不断增多的消息后，决定采用荀攸所提议的诱敌之策，下令骑手卸鞍放马、将从白马带来的辎重都散在路上。这时袁军将领文丑、刘备率五六千骑兵追到，随后袁军不断增多。但袁军纪律败坏，部分敌骑中计，开始抢夺曹军故意丢弃的辎重，阵势混乱。曹操这时率铁骑突然冲出，大破袁军，在延津南乘机又斩了文丑，大挫敌军锐气，袁军溃败，曹操胜利地回到官渡。[29] [30]

官渡相持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七月，袁绍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沮授根据当时双方的实力情况分析道：“我军虽然数量多，但果敢刚劲不如曹军；曹军粮食不足，论物资财富不如我军。曹军有利之处在于迅速决战，我军有利之处在于打持久战。我军应该从容不迫，拖延时间。”对于沮授的这一客观分析与建议，袁绍再次拒绝。[29][31]

八月，袁绍率军自阳武进至官渡前线，依托沙堆扎营，东西宽约数十里与曹军对峙。当时曹操的兵力不到一万人，受伤的人占十分之二三。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了两三个月。曹军防守，袁军进攻。期间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用箭俯射曹营。曹营士兵皆持盾牌遮挡身体，后制作了一种抛石装置的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袁军又掘地道进攻，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抗，粉碎了袁军的计策。[28][29]

在相持过程中，曹操处境相对困难，前方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也不稳固，百姓无法交纳沉重的赋税，纷纷背叛而降附袁绍。曹操大为忧虑，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写信与驻守许都的荀彧商量，打算从官渡撤退许都。荀彧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回信曹操，认为官渡一战正是夺取天下的重要关键，劝曹操不要放弃，并表示如今粮食虽少，但还没有到楚、汉在荥阳、成皋对峙时的困境。他看出袁军攻势已经减弱，力量几乎用尽，相持局面很快就会发生有利于曹军的变化。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一面坚守官渡阵地、一面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28] [29]

乌巢决战

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缺乏粮食。九月，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曹操采纳荀攸的建议，派徐晃、史涣在路上截击袁绍方的运粮车，烧掉了袁军物资车辆。[32]

袁绍见粮车被焚，遣部将淳于琼率兵万余护送运粮车于十月到达前线，屯驻于离官渡绍营北四十里的乌巢。此时，袁绍谋臣许攸叛袁归曹，并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听从许攸的意见，亲自率步骑五千，乘夜打着袁军旗帜，从间道直奔乌巢偷袭，将袁军粮草全部烧毁。后淳于琼发现曹操人马不多，率兵迎战，结果战败，被迫退保营寨，等待援军到来。[32]

袁绍获知曹操袭击乌巢后，并未听取张郃先救援乌巢的建议，而是企图趁机夺取坚固的官渡阵地。袁绍一方面派几千轻骑救援乌巢，另一方面命令宁国中郎将张郃、大将高览率重兵进攻曹军大营。可曹营坚固，攻打不下。而曹操则鼓励将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死淳于琼，并将其粮草全数烧毁。张郃、高览得知乌巢被破后投降曹操。[33][34]

至此，袁军败局已定。军中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营的消息，全军大溃。袁绍和儿子袁谭仅带领八百骑仓忙渡过黄河，逃回河北。[35]

战争结果

官渡之战，曹操大获全胜，打得袁绍全军覆没。袁绍仅带八百亲兵逃回河北，余下七万多（一说八万）袁军士兵被曹操坑杀。袁军主力在此战中消灭殆尽。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因兵败忧郁，呕血而死。在以后几年中，曹操先后攻杀袁绍儿子袁谭、袁尚，外甥高幹，占有了原来袁绍的全部地盘。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又征三郡乌桓，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36][37]

官渡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为统一中国北方地区打下了基础，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意义重大。[38]

战争胜败原因

战前部署

曹军部署

在战役准备阶段，曹操听闻袁绍要南攻的消息后就迅速作出反应，变被动为主动。曹操的第一步动作便是勘查袁绍辖区的地形，由此决定放弃黄河天险，引袁绍兵至官渡，将防线设在以官渡为中心的渠水一线。曹操以中央正面防线为重点，兼顾左右两翼，于正面的前沿、官渡、许都设三道防线，其中以官渡为重中之重。面对客观条件占据优势的袁绍大军，曹操的这一总体部署是合理的，可以使袁军远离基地，在前后方机动不便的狭小地区进行决战。[39] [40]

袁军部署

再看袁绍的部署，并未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优势兵力从两翼突破曹军防线，而是被曹操的战略部署牵制，集中大量军队与曹军在官渡防线进行对峙。由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陷入被动地位。田昭林认为袁绍在确定南下攻打曹操、直取许都的目标后，制定的战略部署方案是可行的，但行动上过于迟缓，军队集结时间过长。对于曹操在前方的部署也未进行有力的反击，直到曹操击败刘备，防御更为周密，防线更为稳固之后，才开始南下。[39] [40]

战略决策

战役实施初期，曹操用兵灵活，变化无方；作战实施中期，袁绍固执轻敌，不善权变；战役决战阶段，曹操擅捕战机，出奇制胜。袁绍依仗强势因冒进而失败，如在官渡开战之前，袁绍在白马、延津两次前哨战中连连失败，并损失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袁绍就应该有所收敛，休兵缓战，再议良谋，以操胜算。但他并未吸取教训，仍然急攻官渡，最终大败。[41] [42]

个人特点

从个人特点角度来看，双方都是东汉末著名的枭雄。但就度量而言，袁绍稍逊一筹。袁绍骄傲轻敌和刚愎自用，比如：袁绍及其部将皆认为己方兵力有绝对优势，在面临一些重大战略选择时，曾有谋士比如田丰、沮授进谏袁绍，袁绍并未采纳，一意孤行。[43][44] 而曹操能不计前嫌，赤脚迎接许攸，使敌对阵营的人才愿为其用；同时善于听取谋士的正确意见，审时度势，把握战机。 [44] [45] [46]

从指挥才能来看，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都是以火攻取胜，火攻需要很强的执行力，还要结合天时地利。曹操通过火烧粮草，瓦解袁绍军心，从而扭转战局，展示了他的判断力与执行力。[42] [47] [48]

战争评价

对于官渡之战的评价，学界总体上认为这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之战。经过这场战争，曹操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军事集团——袁绍集团，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为统一中国北方地区打下了基础。官渡之战是一次重要的战争，它影响了历史走向，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49] [50]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指出过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肯定了官渡之战的意义。[51]学者张耕也肯定了官渡之战的重要意义，指出官渡之战是关系袁曹双方决定胜负的一场大战。[52]

学者宋裕认为官渡之战的过程是复杂的，曹操也并非完全处于劣势。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最终虽然以完全恢复到战前局面而告终，但它影响了此后局势的走向。袁绍从此一蹶不振，而曹操的胜利则为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53]

除战争本身外，同时期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曹操的胜利并非是因“天时”，亦在“人谋”，肯定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的谋略手段。宋朝理学家范浚同样肯定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奇制胜的手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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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绍侯主编. 《中国古代史（上）》. 2010

[3]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 《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 2004

[4]李帮儒. 《“官渡之战”发生地考证》. 2008

[5]崔军红、冯艳艳. 《官渡地望考辨》. 2015

[6]杨廷福主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 2000

[7]陈寿.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959

[8]崔军红、冯艳艳. 《官渡地望考辨》. 2015

[9]朱绍侯主编. 《中国古代史（上）》. 2010

[10]陈寿.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959年

[11]陈寿. 《三国志》卷6《魏书·董二袁刘传·董卓传》. 1959年

[12]陈寿. 《三国志》卷6《魏书·董二袁刘传·袁绍传》. 1959

[13]陈寿.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1959

[14]赵林义. 《论张绣降曹对官渡之战的意义》. 2007

[15]何兹全. 《官渡之战》. 1964

[16]陈寿. 《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荀彧传》. 1959

[17]陈寿. 《三国志》卷6《魏书·董二袁刘传·袁绍传》. 1959

[18]陈寿. 《三国志》卷12《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崔琰传》. 1959

[19]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 《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 2004

[20]陈寿. 《三国志》卷6《魏书·董二袁刘传·袁绍传》. 1959

[21]陈寿.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959

[22]陈寿. 《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荀彧传》. 1959

[23]陈寿. 《三国志》卷12《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毛玠传》. 1959

[24]杨德炳. 《官渡之战新探》. 2011

[25]何兹全. 《官渡之战》.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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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杨德炳. 《官渡之战新探》. 2011

[28]陈寿.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959

[29]陈寿. 《三国志》卷6《魏书·董二袁刘传·袁绍传》. 1959

[30]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 《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 2004

[31]张耕. 《官渡之战述略》. 1986

[32]陈寿. 《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荀攸传》. 1959

[33]陈寿. 《三国志》卷17《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张郃传》. 1959

[34]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卷63“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条. 1956

[35]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 《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 2004

[36]朱绍侯主编. 《中国古代史（上）》. 2010

[37]张耕. 《官渡之战述略》. 1986

[38]李帮儒. 《“官渡之战”发生地考证》. 2008

[39]田昭林. 《中国战争史》第2卷《三国两晋至隋唐五代》.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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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田昭林. 《中国战争史》第2卷《三国两晋至隋唐五代》. 2019

[42]朱绍侯. 《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双方胜败原因试探》. 2015

[43]何兹全. 《官渡之战》. 1964

[44]林榕杰. 《袁绍的战略错误》. 2008

[45]武跃. 《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的原因分析》. 2019

[46]张耕. 《官渡之战述略》.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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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方诗铭. 《论三国人物》. 2006

[49]李帮儒. 《“官渡之战”发生地考证》. 2008

[50]杨德炳. 《官渡之战新探》. 2011

[51]何兹全. 《官渡之战》. 1964

[52]张耕. 《官渡之战述略》. 1986

[53]宋裕. 《官渡之战并非“以弱胜强”》. 1988

条目合集

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三大战役

官渡之战

东汉末年袁绍、曹操之间的决胜战役

赤壁之战

东汉末年孙刘联军击败曹军的大型战役

夷陵之战

三国时期蜀汉为争夺荆州所发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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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上所指的“三曹”

曹操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奠基者

曹丕

三国时代曹魏政权的开国皇帝

曹植

汉末三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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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军队参与的战役

襄樊之战

汉末三国时期发生的战役

长坂坡之战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汉中之战

东汉末年群雄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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