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好文

人物生平

李好文，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元大名之东明（今山东东明）人，具体生卒年尚不可考，主要活动在元朝中后期。他历仕元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六朝，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综观李好文一生，他不但仕途显赫，而且著述丰富，是元朝中后期著名文人之一，但目前学界尚无专文对其进行研究。

史籍记载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东明人。登至治元年进士第，授大名路浚州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会盗窃太庙神主，好文言：“在礼，神主当以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国以来，七八十年，每遇大礼，皆临时取具，博士不过循故事应答而已。往年有诏为《集礼》，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礼乐自朝廷出，郡县何有哉！”白长院者，选僚属数人，仍请出架阁文牍，以资采录。三年，书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礼》。迁国子博士。丁内忧，服阕，起为国子监丞，拜监察御史。时复以至元纪元，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因言时弊不如至元者十余事。录囚河东，有李拜拜者，杀人，而行凶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决，好文曰：“岂有不决之狱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剌，以足蹋人而死，众皆曰：“杀人非刃，当杖之。”好文曰：“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乃置之死，河东为之震肃。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六年，帝亲享太室，召佥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元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郊祀，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帝之亲祀也，至宁宗室，遣阿鲁问曰：“兄拜弟可乎？”好文与博士刘闻对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亲祀，必命好文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视事十日，以史故，仍为治书。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台臣皆缺，好文独署台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王武事，文博死，兀马儿诬服，武不屈，以轻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县，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此岂正大之体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余事。六年，除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

九年，出参湖广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于是帝以皇太子年渐长，开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学，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好文力辞，上书宰相曰：“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德性。自非学臻阃奥，则不足以启迪聪明。宜求道德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浸以事废，骤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丞相以其书闻，帝嘉叹之，而不允其辞，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释以经义，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好文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百有六篇：一曰圣慧，如汉孝昭、后汉明帝幼敏之类；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爱之类；三曰恭俭，如汉文帝却千里马、罢露台之类；四曰圣学，如殷宗缉学，及陈、隋诸君不善学之类。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历代授受，国祚久速，治乱兴废为书，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名曰《大宝龟鉴》。皆录以进焉。久之，升翰林学士承旨，阶荣禄大夫。十六年，复上书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进经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进诸书，参以《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则万几之政、太平之治，不难致矣。”皇太子深敬礼而嘉纳之。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译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府东明县人。至治元年（1321）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泰定4年（1327），被任为太常博士。一次，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别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又说：“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而已。以前，诏令臣下纂修《集礼》一书，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纂修工作，这样做自然长久难以修成。礼乐之事应以朝廷所制订为标准，地主郡县哪里有什么礼乐！”李好文又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修完成，共50卷，起名为《太常集礼》。

后来，李好文被迁升为国子监博士。赶上父母去世，解职归家。守丧完毕之后，又被启用为国子监丞，升拜监察御史。当时，朝中又用“至元”年号纪年，和以前重复。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十几条。到河东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一个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14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许多人都说：“依仗王爷的势力而杀人，比使用凶器还恶劣，况且是在向别人勒索时而杀了人家，其情节尤为严重。”下令将撒都剌处以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之后，李好文又受命主持河南和浙东两道廉访司之事。

至元6年（1340），皇帝亲自在太庙中举行祭祀，诏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礼仪院之事。至正呀元年（1341），拜除为国子监祭酒，后改为陕西行台活书侍御史，迁为河东道廉访使。至正3年（1343），朝廷兴行郊祀之礼，又召李好文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元顺帝亲自主持祭祀，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之后，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至正4年，除为江南行台活书付御史，李好文还未出发，又改任为礼部尚书，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除为治书侍御史后，仍然参与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参议中书省之事。工作十天后，因编修史书工作繁忙，仍回原职任治书，后来，又任命李好文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当时，行台之中官吏人员不够，李好文一人独自处理行台中的各种政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今四川成都），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后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义。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惟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不法的事情。至正6年，任李好文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然兼任国子监祭酒的职务。

至正9年（1349），李好文出朝任参知湖广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访使，不久，又召任为太常礼仪院使。这时，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龄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司经书是为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模模，便不能胜任养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过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祛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赞叹了他，却不答应李好文的请求。李好文说：“要想求得古代圣贤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须由孔子的儒学入门，这些书有《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将这些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又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一本十一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至正16年，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前推广应用，则日理望万机，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肃静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李好文述论

出身及仕宦

李好文先祖世居单州（治今山东单县），金时有名叫李访的做过义军提控。李访生子李聚，金亡后徙居大名之东明。李聚生子庭玉，做过郓城令。李好文的父亲李凤，排行老三，字翔卿，一字舜仪。“幼嗜学，休沐不废”。曾跟从乡先生孙曼庆学诗。李凤学诗取法盛唐，“为诗兴寄高远，托诸讽议，不为空言，欲有补于世教”。后来孙曼庆发现李凤才智过人，诗作甚佳，即对李凤说：“诗，吾无以加子矣，其为义理之学乎？”于是李凤遂“屏绝金末律赋旧习，而究伊洛之遗书，寒暑不懈。尝煮粥未熟而临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足见其治学之勤奋。在担任大名、广平郡（今属河北）文学十余年后，大德末，李凤至京师大都（今北京），出任国子助教。六七年后，“病还东明，远近学者从之，常以百数”。以子好文贵，卒后赠从仕郎、郊祀署丞，加赠奉议大夫、太常礼仪院判官、骁骑尉，追封东明县子。李凤卒后，其子李好文邀请元代大文豪虞集为其父撰写墓碑，现存于《道园类稿》中。李凤的卒年，据虞集为之所撰墓碑记载，乃“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终於家，年六十有四”。即卒年是仁宗延祐四年，由此其生卒年当是1254－1317年。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注李凤的生卒年即同此。《元诗选》则以李凤的卒年为“延祐六年”，不知所据。李凤所著甚多，惜元时即有亡佚，流传有诗数百篇，辑为《西林集》，今亦佚。西林是李凤的居所。李凤死后，李好文将其父《西林集》刻梓传世，曾请苏天爵为《西林集》写序。苏天爵于后至元五年（1339年）撰《西林李先生诗集序》，现存《滋溪文稿》中。《元诗选》癸集录有李凤的诗仅三首，分别是七律《睢阳怀古》、《吕梁洪》和七绝《沛县过歌风台》。另据苏天爵《序》，李凤所著诗还有《蚕灾谣》（“有忧世恤民之志”）、《修乡校诗》等。

李好文自幼家境贫寒，但十分好学，“夜就邻之磨坊灯读书，几十余年，靡少懈”。有一次天降大雪，李好文到村舍向一位老妇人借一斗麦菽，老妇人不借给他，并说：“子奚拙耕？”李好文回答：“吾目耕耳。”其后即有谚语流传说：“目耕夜分”。李凤教子十分严格，要求好文“勉以问学，勿速成名”。父亲的严格教导和家学传承，也奠定了李好文成才的基础，故苏天爵说：“佥宪（李好文任过浙东佥宪——引者）举进士，礼部荐名第一，历官词林、奉常、成均，擢拜御使，以文学称于时，盖其家庭传授有所本云”。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由于刻苦攻读，至治元年（1321年），李好文终于以明经登进士第，在当年会试中举的64名进士中名列前茅，这一年会试的试官是袁桷。登第后李好文被授予大名路浚州（治今河南浚县）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1327年），除太常博士。任职期间，值太庙祭祀用的神主被盗，于是李好文上言说：“在礼，神主当以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并针对元朝自立国以后没有制定出专门的祭祀礼仪制度，于是建议朝廷选拔专职人员负责编纂相关书籍，最终编成《太常集礼稿》51卷。后李好文出任国子博士，累拜监察御史，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后至元六年，顺帝亲享太室，召佥李好文为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元年（1341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顺帝祭祀至宁宗室时，因为自己是宁宗的哥哥（顺帝和宁宗同为明宗和世王 束 之子，顺帝是长子，宁宗是次子），所以问李好文“兄拜弟可乎”？李好文与博士刘闻回答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也。”自此顺帝每次亲祀，必命李好文为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金、宋二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李好文第二次到陕西行台做官，因此他对陕西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为他编绘《长安志图》奠定了基础。六年，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参湖广行省政，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后因教授太子有功，升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荣禄大夫。李好文自英宗至顺帝前后历官六朝，三十余年，“官职二十四迁，皆通显”。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李好文为官不畏权贵，能够秉公执法，甚至敢于向元朝最高统治者提出对立意见。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河东有个叫李拜拜的杀人犯，其案件拖了十四年之久还没有判决，这很有可能是权贵庇护的结果。李好文复查后，立即对案件做出了处理。如果说对李拜拜一案的判处还不足以说明李好文不畏权贵的为官作风，那么处死王傅撒都剌则无疑是这种作风的最好注脚。王傅撒都剌曾以足蹋人致死，当时负责案件的官员认为撒都剌“杀人非刃，当杖之”。李好文却认为：“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于是判处撒都剌死刑。此案的判处令河东为之震肃。在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期间，因台臣皆缺，故李好文独署台事。当时西蜀奉使徇私枉法，以私仇处死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王武也受到牵连。李好文得知此事后说：“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县，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此岂正大之体乎!”于是率御史力辨王武等人之冤屈，并向朝廷上言西蜀奉使违法乱纪之事十余条，坚决要求罢免奉使之职。元统末，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欲改用“至元”纪元。因元世祖忽必烈已经使用过至元纪年，所以李好文直接向顺帝提出了反对意见：“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并列举出十余条不如世祖至元时期的当朝弊政以劝谏顺帝。尽管顺帝最后并没有采纳李好文的意见而仍然使用了至元纪年，但李好文敢于向元朝最高统治者提出反对意见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教授太子

至正十年，顺帝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学汉人文书，李好文受命以翰林学士兼谕德，同时顺帝任命归旸为赞善，张冲为文学，共同教授太子。但李好文等人深知教授太子责任之重大，所以在顺帝颁布任命之后，他即上书宰相，请求辞去翰林学士之职。他在上书中说：

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德性；自非学臻阃奥，则不足以启迪聪明。宜求道德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浸以事废。骤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

顺帝览后，嘉叹良久，但并未批准李好文的辞呈，于是李好文便担当起了教授皇太子的重任。在教授皇太子期间，李好文根据前代帝王的事迹编成《历代帝王宝鉴》，又摘取儒家经典要略，释以经义，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体例，著成《端本堂经训要义》共11卷，作为皇太子的学习教材。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共106篇，分为圣慧、孝友、恭俭、圣学四类，作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又将金、宋二史以及前代史书中有关国祚久速、治乱兴废等内容编为《大宝录》，有关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编为《大宝龟鉴》，进呈皇太子习读。至正十六年，李好文在给皇太子的上书中说：“殿下以臣所进诸书，参之《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则太平之治不难致矣。”

李好文教授太子，可谓用心良苦，孜孜不倦。无奈所琢非玉，这位后来的北元昭宗，在其父的诱导下却弃儒从佛，对佛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南村辍耕录》记载，在太子于端本堂习儒之时，帝师曾告诉太子母后高丽奇氏说：“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奇氏回答说：“我虽居于深宫，不知道德，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它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尽管皇后奇氏也明确表示要太子习儒，但效果却并不明显。至正二十二年太子对其左右所说的话，更如实地反映出太子“酷好佛法”的本意：“李先生教我读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除了教授太子，李好文还参加过元朝的一些科举考释，为元王朝选拔人才。至正五年乙酉科廷试，他以治书侍御史出任廷试读卷官；至正十一年辛卯科廷试，他以太子谕德出任廷试提调官；至正二十年庚子科会试，他以翰林学士承旨出任同知贡举。

交游

李好文擅长诗文，颇负盛名。登第之前，他曾写古文数十篇，流传至京师，即受到元代文豪张养浩、元明善等人的赞赏，并“力荐之于朝”；虞集“见其深靖有学，未尝不叹先生（指李凤——引者）之有子焉”。李好文诗文俱佳，仕途显赫，故有元一代与李好文交游唱和者甚多，但今存与李好文唱和之元人之诗已经很少，流传下来这些诗作的作者主要有吴师道、许有壬、陈旅、宋褧、余阙、胡助等人。这些零星的诗作，很难反映出李好文与诗作作者之间交游的具体情况，我们只能据此作简单的介绍。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兰溪（今属浙江）人。累官高邮县丞、宁国路（治今安徽宣州）录事、建德（今浙江建德东南）县尹，皆有建树，爱民有声。后受中书左丞吕思勉推荐，召为国子助教，升博士。他和李好文同为至治元年进士，又同朝为官，故二人关系比较密切。今存吴师道与李好文唱和的诗有两首，一首是《分题赋白简送李惟中治书之西台》，大概是李好文出任西台时吴师道作诗相赠，诗云：

执宪崇台府，修容象物宜。挺然元不挠，皦若自无缁。玉雪齐心映，风霜入手随。立当文石陛，携趂紫嚢丝。簮笔应同色，持书允有仪。奉条严纠慝，对命谨书思。西陕分治日，中朝注倚时。修名青史册，素志白圭诗。正直神斯听，清明世所知。当年魏公笏，此事即吾师。

另一首是七言律诗，题为《春陪李惟中司业同年赴京至彭城而别》：

使华移照辟雍流，末席何期忝见收。二十年前依虎榜，几千里外逐仙舟。黄楼同上还分手，紫陌重迎尚及秋。又报奉常新命下，早修仪注赞皇猷。

许有壬（1287－1364），字可用，汤阴（今属河南）人。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初任地方官，后迁南台御史，累官监察御史、治书侍御史、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官至集贤大学士。前后历官七朝，近五十年。谥曰文忠。李好文自西台侍御史召回京师之后，曾以未央宫瓦砚赠许有壬。许有壬即作《谢李惟中未央瓦砚》一诗答谢，中有“甄宫陶瓦极能事，鈆丹细捣咸阳泥。……西台执法好事者，砻磨为砚尤瑰奇。……坚如铁石润如玉，墨声瑟瑟松风吹。……公才真是谪仙裔，善事利器方相资。嗟予芜学忝词馆，虽有此器无能为。……禇生毛颖贺得友，坐令几案増光辉”等句。许有壬另有《和李惟中佥事行部十首》与李好文相酬和，亦见于《至正集》。

陈旅（1287－1342），字众仲，莆田（治今福建莆田）人。博学多闻，其文深受虞集赏识，因故荐为国子助教，官至国子监丞。胡助撰有《李惟中太常摄礼仪使画像赞》，表达了他对李好文的仰慕之情：

清庙显相，天光婵嫣。晔如卿云，奉日周旋。威仪孔度，雅徳式宣。君子之身，礼乐载焉。尚和厥施，以贲八埏。

李好文与宋本、宋褧（字显夫）兄弟于皇庆中（1312－1313）相识，至正乙酉（1345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西行时，宋褧作《送李惟中西台侍御史题得长乐坡》一诗相送：

秦东有古阪，一舍近重城。已脱崤崡隘，仍瞻灞浐清。柳条前岁别，草色蚤春迎。旧路平如掌，乘骢自不惊。

这是宋褧的绝笔。宋褧不但和李好文一样参与修宋、金二史，而且还出任过陕西行台都事，也在陕西做过官，而且宋褧的哥哥宋本又和李好文是同科进士，所以宋氏兄弟和李好文的关系比较密切，故宋褧死后，李好文即作《挽宋显夫》一诗表达自己对亡友的思念及哀伤之情，诗云：

四海人传二宋名，玉京连占两科荣。鄢陵初喜知公字，长乐终思送我行。故里经过人不在，遗孤问询泪如倾。荒坟数尺西山下，一段平芜绿又生。

宋褧的哥哥宋本，至治元年廷策时中举，英宗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宋本长于文学，“尤以植立斯文自任”，著有《至治集》行世。宋褧登泰定元年进士第，授校书郎，累官至翰林直学士，谥文清，曾担任过监察御史，于朝廷政事多所建明，而文学则与兄本齐名，时人称之曰“二宋”，故李好文诗有“四海人传二宋名，玉京连占两科荣”句。

余阙（13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人，家居合肥。元统元年右榜进士第二，入为翰林应奉，转刑部主事，累官至监察御史。卒后追封豳国公，谥忠宣。在李好文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余阙也曾撰诗相赠，《赋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台侍御》云：

祗园开塔庙，遐瞰尽三秦。雕玉裁文陛，金铜结绮轮。高摽双阙外，流影灞陵津。揽辔还登眺，题名继昔人。

胡助，字履言，一字古愚，自号纯白道人，东阳（治今浙江东阳）人。举茂才为教官，入为翰林编修，官至太常博士。至正四年，李好文再度入秦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胡助作《赋青门送李侍御惟中》云：

绣衣谪仙人，再见西入秦。春日长安道，驱车过青门。观风省民俗，慨然一咨询。东陵久岑寂，瓜地起寒云。故侯尚安在，惟有令名存。

此外，李好文与虞集（1272－1348）的关系也不一般。李凤卒后，李好文曾请虞集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虞集在其所撰《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中称其与李凤父子“厚善”。文宗朝，虞集任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世大典》，曾向文宗推荐李好文等人参与编修工作。李好文与郑深也有一定的交情。郑深（1314－1361），字仲几，一字浚常，浦江（治今浙江浦江）人。历官宣文阁授经郎、鉴书博士，改吏部员外郎，至正十六年除浙西宪佥，二十一年移江东道，未上任而卒。在与李好文同朝为官期间，二人“朝夕从游者久”，郑深同李好文谈起过自己的家世。郑氏因历代合家同居而受到朝廷的褒奖，有“义门郑氏”之美誉。李好文有感于郑氏之家范，写过《跋郑氏家范》一文。

诗文著述

李好文一生著述丰富，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著作《历代帝王宝鉴》、《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之外，李好文还参与编修《金史》和《宋史》。《元史·李好文传》载李好文与修辽、金、宋三史，据《进<金史>表》、《进<宋史>表》和金、宋二史的修史官员名单，李好文分别担任二史的总裁官，但《辽史》附录所载《进<辽史>表》和修《辽史》的官员名单中，却没有李好文，所以李好文很可能没有参与编修《辽史》，至少他没有担任修《辽史》的总裁官。

李好文还编纂有《大元太常集礼稿》一书。据作者于天历二年（1329年）七月所撰《太常集礼稿序》可知，该书共51卷，《元史》题作50卷，误。其中郊祀9卷，社稷3卷，宗庙21卷，舆服2卷，乐7卷，诸神祀3卷，诸臣请谥及官制因革典籍录6卷。“事核文直，汇杂出而易见，盖太常之实录也”。该书的编纂，是因为元朝在文宗之前，礼仪制度不够完备，诏令编纂的礼制汇编也一直没有编成，“百年以来，事皆属之有司，寄诸简牍，岁月既久，不无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论之者或失于其初，阔略戾舛，颇违于旧”。鉴于此，李好文率领僚属数人，花了两年多时间，编成《大元太常集礼稿》一书。定书名为《稿》，是“固将有所待焉”，李好文希望“他日鸿儒硕笔承诏讨论，成一代之大典，则亦未必无取”。《太常集礼稿》为完备元朝的礼仪制度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李好文在陕西做官时，编绘有《长安志图》三卷。

除了上述6部著作及参与编修《宋史》、《金史》之外，李好文还撰有《河滨苦窳集》一书，书名大概因作者自号“河滨渔者”而得，但该书早已亡佚，具体内容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李好文一生所写诗文很多，但存留下来的却很少，《元诗选》只录有其诗两首，分别是《挽宋显夫》和《题王子晋祠》。《挽宋显夫》前文已引用，《题王子晋祠》诗云：

黄屋非心敝屣然，玉笙吹断鹤升天。载瞻今日丛祠地，讵数当时定鼎年。琬琬真书文半剥，尘埃旧壁画犹鲜。归涂却顾荒山上，万柏森森销暮烟。

王子晋即王子乔，是周灵王太子，本姬姓，曾因上言直谏被废为庶人。传说王子乔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被道士浮丘生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之后得道成仙，乘白鹤驻缑氏山巅，后人立祠于缑氏山下。

李好文撰有《感志赋》一篇，现存于《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九六、《元文类》卷一中。此外，李好文为程钜夫的《雪楼集》和乃贤的《金台集》撰有序言。在《雪楼集序》中，李好文谈到了自己对元以前中国文学发展的认识，他说：

声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髙下。原其始则理与气合，道与时合，要其归则亦泯然而无间。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汉犹近古，其文则雄伟浑厚，由其气质未漓，故其发为声音者似之。魏晋以降，剥剖分裂，作者庞乎不醇，岂风气乖而习弗善欤？至唐，韩、柳氏出，起弊扶弱，刬垢易新，遂为后世作者之宗匠。宋盛于前而靡于后，金则无以议为也。

《金台集》的作者乃贤，字易之，本葛逻禄人。元兴西北，乃贤入仕元朝，遂迁居河南南阳，后随其兄塔海仲良入江浙，又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乃贤擅长作诗，每一篇出，士大夫们竞相传颂。他所作的诗，与浙人韩与玉的字、王子充写的古文一起，被誉为“江南三绝”。所以欧阳玄称赞他的诗“清新俊逸，而有温润缜栗之容”；贡师泰称颂乃贤“善歌诗，其词清润谶华，……大抵五言类谢眺、柳恽、江淹，七言类张籍、王建、刘禹锡。而乐府尤流丽可喜，有谢康乐、鲍明远之遗风”；李好文在他为乃贤《金台集》写的序中，也对乃贤的诗大加称赞：“易之之作，粹然独有中和之气，上可以追嫓昔贤，下可以鸣太平之治，温柔敦厚，清新俊迈，使人读者隽永而不厌”。结合乃贤诗歌的成就以及欧阳玄、贡师泰的评价，笔者认为李好文对乃贤诗歌的品评是中肯的。

李好文在与白麟溪郑氏家族的交往中，深为郑氏家族恪守祖训、严谨治家、读书乐学的家风所打动。他在读完郑氏家范之后，瞿然而曰：“雍睦之道，使久而不坠，亦有术乎！”于是撰成《跋郑氏家范》一文，今存郑大和所编《麟溪集》中。李好文另撰有《大伾新造石观音像记并颂》、《中书左司省掾题名记》、《重修西海河渎庙记》、《乡饮酒记》等文。

《长安志图》

《长安志图》是李好文所编绘的元代西安地区十分重要的方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书名误作《长安图记》。《元史》所录李好文的著作中，遗漏了《长安志图》，这不能不说是《元史》编撰者的一大疏漏，所以清人批评说“《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

《长安志图》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原有14幅图，分别是《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城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唐城市制度图》、《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经训堂刊本目录与正文中的图名文字上稍有出入）。今存11幅，其中《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三幅已佚，所存11幅中，只有《汉故长安城图》和《唐城市制度图》有图说，其余各图均无图说，而《唐骊山宫图》则分为上中下三幅。从上卷所收14幅图来看，唐图最多，主要是唐都长安宫城之图，兼有汉、元之图。中卷有4幅图，分别是《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分上下两幅）、《唐建陵图》、《唐乾陵图》。昭、建、乾三陵分别是唐太宗、肃宗、高宗之陵，其中昭陵图和建陵图，李好文依据的是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游师雄的《唐昭陵石刻图》，将之一分为三，分别制成《唐昭陵图上》、《唐昭陵图下》和《唐肃宗建陵图》。配合各陵之图，李好文作有《唐陵图说》，简要介绍了唐诸陵概况、各陵的位置等。另外中卷还附有图志杂说18篇，分别是“龙首山”、“北斗城”、“赋语”、“小儿原”、“邨名”、“汉瓦”、“古瓦”、“樊川”、“杜陵”、“前代陵冢”、“华州乱石”、“火余碑”、“试官石”、“关中碑刻”、“图制”、“水磨赋”、“补遗”、“秦瓦”，内容涉及地名沿革、文人诗赋、趣闻轶事、建筑材料、前代陵墓、自然灾害、古代碑刻、旧有图制等等。下卷有《泾渠总图》和《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两幅图，并有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建言利病和总论等内容，是李好文任职西台时“刻泾水为图，集古今渠堰兴坏废置始末，与其法禁条例、田赋名数、民庶利病，合为一书”而成，为研究元代陕西行省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元史·河渠志》就引用了《长安志图》中的资料。

《长安志图》的初稿成于至正二年，至正四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对原稿又做了补充，整部书稿最终成于至正四年。《长安志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经训堂刊本。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原序中有详细交代：

关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称天地奥区神皋。周及汉唐都之，子孙皆数百岁，虽其积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观其创业垂统，规模宏廓，分郊画几，制作详密。城郭宫室之巨丽，市井风俗之阜繁，山川灵迹之雄伟奇谲，史册所书，稗官所记，文人硕士之揄扬颂叹，习而诵之，如谈蓬壶阆苑，钧天帝居，使人耳可得闻，目不可得而睹也。（原阙十三字）图见示当时，弗能尽晓，茫然（原阙五字）之。及来陕右，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

图旧有碑刻，亦尝锓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

呜呼！废兴无常，盛衰有数，天理人事之所关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沟洫之利，疏溉之饶，生民之衣食系焉。观是《图》也，凡夫有志之士，游意当世，将适古今之宜，流生民之泽，不无有助？岂特山林逃虚、悠然遐想、升高而赋者以资见闻而已哉！

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顺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东明李好文序。

吴师道对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情况也有记载：“东明李公惟中治书西台，暇日，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汉故城，临渭水，慨然兴怀取志，所书以考其迹，更以旧图较讹舛而补订之，厘为七图。又以自汉及今治所废置，名胜之迹，泾渠之利，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视昔人益详且精矣。”可见吴师道的记载，主要根据的就是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原序。因为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是为宋敏求的《长安志》而“设”，所以朱彝尊认为，读宋敏求《长安志》，应结合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如此“古人之迹庶几得其十九也”。

《长安志图》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志中保留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关于宋代丰利渠，《宋史》中无“丰利渠”的专门记载，相关记载中涉及丰利渠的开凿情况也非常简略，如《宋史·侯可传》中，只提到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侯可“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宋代其他史料中关于丰利渠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但保存在《长安志图》中的北宋资政殿学士侯蒙所撰写的开凿石渠（即宋代丰利渠）引泾灌溉情况的石碑，则详细记载了宋代丰利渠的开凿情况。据侯蒙所撰碑文记载，神宗熙宁七年至八年（1074－1075），时任殿中丞的侯可奉命从仲山旁开凿石渠，引泾水东南流，以灌溉民田。但侯可的开凿石渠工作很快因为“岁欠”而被迫中断。到了徽宗时期，主客员外郎穆京、宣德郎范镐、鄜州观察推官穆卞，以及一些“献说者”纷纷向朝廷建言，陈说开渠的好处，于是徽宗诏令永兴军路提举常平使赵佺和“献说者”一道，在侯可开凿石渠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渠，终于于大观末开成渠道，神宗赐名“丰利渠”。《长安志图》所录侯蒙的碑文，不但记载了丰利渠开凿的背景、前后经过，而且还详细记载了所开丰利渠的大小、开渠支出的劳工、渠成后的灌溉面积、开渠费用的支出等。

《长安志图》还录有宋朝散大夫、专管勾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都大提举、开修石渠飞骑尉蔡溥于大观四年（1110年）九月所撰《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因为石刻多有阙字，故李好文只是“节略其文”。蔡溥所记内容比侯蒙所撰碑文的内容更为丰富、详实，所记包括开凿石渠的起由、开渠所费物料和支付劳工的详细数字、渠口引水及防洪设施建设、所溉七县田地的亩数等等。由于泾水湍急，所以宋开丰利渠时，“乃即渠口而工，入水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势顺流而下。又泾水涨溢不常，乃即火烧岭之北及岭下，因石为二洞，曰回澜，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为二闸，曰静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节湍激”。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阻拦泾水湍激的水势，以截流入渠。侯蒙、蔡溥所记，为我们了解丰利渠的开凿始末及北宋泾渠水利建设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此外，《长安志图》所载关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的资料更为丰富，如卷下详细记载了元代陕西屯田总管府的官员设置、所属屯所、所立屯数、参与屯田的户数、屯垦的土地面积、农具及收获粮食数量情况，所记陕西屯田总管府下辖终南、渭南、泾阳、栎阳、平凉五所司属，共立屯数48处，并于每所之后录有具体屯名；所记泾渠各处用来均水的斗门共有135个，并一一注明各斗的具体名称；《用水则例》实为元代泾渠渠系用水管理的具体规章制度，在我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水利管理制度均有学术意义；《建言利病》部分则收录了宋秉亮和云阳人杨景道向朝廷所上建言，保留了时人关于泾渠水利建设的不同观点和解决泾渠水利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办法；等等。

《长安志图》所保留的上述记载，不但是现存宋元方志中，而且也是现存宋元史料中关于陕西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最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这在中国方志史和宋元史研究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长安志图》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中关于一些术语的解释，具有训诂学价值，对于训诂学研究亦具有学术意义。如关于“徼”的解释。《元史》卷六五《河渠志·洪口渠》载：“洪口自秦至宋一百二十激，经由三限，………”由于上下文记载简略，又无相关说明，所以此处“激”字不好理解。“激”古代可以通作“徼”（jiào）。《长安志图》卷下载：“凡水广尺深尺为一徼，以百二十徼为准，守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报，所司凭以布水，各有差等”。“徼者叫，古有徼道，谓巡禁道也，水家取以为量水准则之名。今农者耕地，一方谓之一徼，义与此同。其法：量初入渠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徼。假令渠道上广一丈四尺，下广一丈，上下相折则为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计积一百二十尺，为水一百二十徼，是水之至限也。”可见，《元史·河渠志》中的“激”和《长安志图》中的“徼”，是指计量单位而言，指一平方尺的过水断面。如果与时间相联系，即为流量。“一百二十激”是指洪口渠的最大水流量。

由此可见，《长安志图》对汉唐陵寝制度、唐代宫城建筑、汉唐名胜古迹、宋元陕西水利建设及屯田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鉴于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对该志的研究，如杨宽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就全部采录了《长安志图》所载唐诸帝陵图——《唐昭陵图》、《唐肃宗建陵图》和《唐高宗乾陵图》，并指出《唐昭陵图》等是“极重要的史料”。此外，辛德勇撰有《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杨文衡撰有《<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王培华撰有《水资源再分配与西北农业可持续发展——元<长安志图>所载泾渠“用水则例”的启示》，对《长安志图》做了一些相关研究。笔者亦撰有《关于<长安志图>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8期），对该志的作者、学术价值、编纂情况、唐代陵寝制度等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探讨，另撰有《<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对元代泾渠水利建设情况做了初步分析。

注 释

（元）虞集：《道圆类稿》卷四四《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复刊本。

（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五《西林李先生诗集序》，中华书局1997年，第63页。

《道圆类稿》卷四四《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同上。

（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吴申扬点校：《元诗选》癸集上，中华书局2001年，第212页。

同上，第213页。

《滋溪文稿》卷五《西林李先生诗集序》，第63页。

（元）王逢：《梧溪集》卷四《目耕轩（有后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元至明洪武间刻景泰七年陈敏政重刻本。

《滋溪文稿》卷五《西林李先生诗集序》，第63页。

（元）刘贞等编：《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本，见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载《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清）钱大昕：《元进士考》，载《嘉定钱大昕全集》（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页。正德《大名府志》卷七《人物志》记载，李好文“登至治二年进士”。据前引《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和《元进士考》，李好文登进士第在至治元年而非二年，故正德《大名府志》误。

嘉靖《长垣县志》卷六《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三《李好文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同上。

《二十一史文选》卷九〇，明崇祯刊本；《元史·李好文传》。

（明）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明天启刻本。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后德”条，中华书局1959年，第21页。

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元进士考》，载《嘉定钱大昕全集》（五），第64、67、71页；《元史》卷四五《顺帝纪》。

《道园类稿》卷四四《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元进士考》，载《嘉定钱大昕全集》（五），第46页。

（元）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吴礼部文集》卷八。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十一《谢李惟中未央瓦砚》，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石印本。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李惟中太常摄礼仪使画像赞》，四库全书本。

（元）宋褧：《燕石集》卷5《送李惟中西台侍御史题得长乐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燕石集》“附录·挽诗”，载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中华书局2001年，第298-299页；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

《元史》卷一八二《宋本传·宋褧传》。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一《赋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台侍御》，四部丛刊续编本。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三《赋青门送李侍御惟中》，四库全书本。

（明）郑大和：《麟溪集》己卷，清刻本。

（元）李好文：《太常集礼稿序》，载《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一六，清宣统刊本；《元文类》卷三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同上。

同上。

正德《大名府志》卷七《人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元诗选》（癸集上），第299页。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元）乃贤：《金台集》卷首，明汲古阁《元人十种诗》本。

《麟溪集》己卷。

首都图书馆藏至治三年金石拓片。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四五九，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页。李好文《中书左司省掾题名记》作于至正元年闰五月，至至正二十年六月，危素又撰有《后记》。

光绪《永济县志》卷一七，光绪十二年刊本。

（明）高於泰撰，（清）徐时栋辑：《敬止录》卷一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烟屿楼抄本。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621页。

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卷下，台湾大化书局1980年影印清乾隆五十二年刊经训堂丛书本。

李好文：《长安志图》原序，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图》卷首；乾隆《西安府志》卷七一，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吴礼部文集》卷一八《<长安志图>后题》。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五《序二·<长安志图>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五六《侯可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06页。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渠堰因革》，台湾大化书局1980年影印乾隆五十二年刊经训堂丛书本。

《长安志图》卷下《渠堰因革》。

《长安志图》卷下《渠堰因革》。

《长安志图》卷下《渠堰因革》。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51页。

辛文初载《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1992年），后收入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一书，中华书局1996年，第304－325页。

载《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

载《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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