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硅谷

正文

内容提要：社会创新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酗酒等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社会创新已迫在眉睫。尽管社会创新时有发生，但较之于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却较少。本文紧紧围绕社会创新的概念、发展简史、动力和过程等展开讨论，并把将要发动起各种资源和能量以推动社会创新的机构喻为“社会硅谷”（Social Silicon Valley）。

社会创新成新趋势    关键词：社会创新 社会问题 社会硅谷

一、社会创新是什么？

社会创新的定义。创新总是被赋予复杂的定义。我们倾向于使用简单的定义——可以实践的新想法。这使得创新区别于“提高”——单纯的增长性变化；区别于创造力和发明——创新的重要部分但忽略了执行过程中的努力和让想法产生作用的模式扩散。

社会创新是指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且大多将会在一些社会机构进行模式扩散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而商业创新主要为更大利润所驱动，并且多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机构中扩散。当然，也有很多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比如远程学习首先在社会机构中产生而后成为一种商业模式；再如盈利性组织发明新方式帮助残疾人进入工作领域。这些实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

我们的兴趣集中于社会创新，将主要研究那些可复制的项目或机构模式。社会性创新项目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是行为认知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的传播。aaron beck在1960年代提出这种疗法，1970年代它得到了经验性验证，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通过专业和政策网络得以传播。社会性创新机构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是《大问题》，以及其他无家可归者的销售杂志网络，和诸如无家可归者世界杯等其他衍生项目。

一个需求都被满足的稳定的社会是不需要创新的。当社会问题越发严重，且当前的系统不再有效时，社会创新便迫在眉睫。正如伟大的维多利亚历史学家lord macauley所说：因为不满永远存在，所以我们总在进步。不满是创新的一个驱动力。另一个驱动力，便是对现实存在和理想状态的感知——人们需要什么，以及他们从政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那里得到了什么。

这里，我们列举一些亟需社会创新的领域：

·人口老龄化需要有新形式去组织养老金、护理、互助、住房、城市设计、移动性，以及改善孤独状况的新方法。

·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性不断增长，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组织学校教育、语言学习和住房，来避免冲突和互相憎恨。

·关节炎、抑郁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生率增长，一些急性病（比如癌症和心脏病）变成了慢性病。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将不亚于医疗部门。

·一定程度上由富裕引起的行为问题正在变得严重，如肥胖、不良饮食习惯、嗜酒、吸毒和赌博。没有什么传统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青少年向成人过渡时期的困难——如何帮助青少年更加成功地向更稳定的事业、关系和生活方式迈进。

·犯罪和惩罚措施——在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大多是服刑过的罪犯在释放后两年内还会再犯，这是一个严重的体制失败。

·gdp不断增长和幸福感增长停滞之间的矛盾。

·气候变化带来了挑战——如何重新组建城市、交通系统和住房体系，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适应气候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上述的每个领域，现有的模式都无法解决问题。很多时候，那些解决方法缺乏弹性和想象力。它们也许适用于过去的问题，或者为既得利益者所坚持。它们也许为那些已经过时而无力的机构提供。结果便是更多的人在承受本可以不承受的痛苦。

社会创新日益重要。在过去20多年中，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和此领域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同时也促生了一些基金会和捐款（比如unltd and impetus），提供支持或培训的网络（比如can-社区行动网络和阿育王ashoka），以及新型的法律机构（比如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基金会开始更加综合地考量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新一代熟悉商业创新的慈善家们也开始寻找对社会项目更加有效的投资方式，而不局限于过去家长式的不成系统的投资方式。

这里我们在原有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对于社会如何自我更新，我们将不仅考察社会企业，还将更加广泛地研究在非营利组织、公共部门、社会运动和市场中的社会创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们将给出可以采取的步骤，去更广泛地促进社会创新，解决未决的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研究可以使得人们对这个充满了各种故事和片断而又缺乏系统研究的领域有更好的理解和反思。

我们认为发展社会创新迫在眉睫——它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之一。我们现有的解决方法越来越不能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我们急需在每个领域通过社会创新解决问题，而在问题非常紧迫的领域（从多样化到矛盾，从气候变化到心理疾病），现有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的领域（从传统的选举式民主到对犯罪的公正裁决），新的可能未被充分开发的领域（如移动科技和开源途径）更是如此。

在未来的20年内，国民经济的长足增长很有可能出现在健康、教育和护理者这些占据国内生产总值更多份额的领域，而不是汽车、通讯和钢铁。商业的、志愿的、或是公共机构向这些成长中的社会部门提供服务，公共政策在这些部门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部门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创价值。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传统商业创新模式的作用是有限的，未来几十年中更加重要的创新将会在社会部门中出现而不是在诸如信息科技或者保险的商业部门。

二、社会创新简史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无数的社会创新从边缘走进了主流如，贸易合作和联盟的发明和扩展，早期的行业协会模式经过激烈的改型适应了19世纪工业化社会中的严酷工厂环境；对疾病和贫穷的联合保险模式从社区的自发组织扩散到州和国家；19世纪大学新模式是在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模式基础上改型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后得到扩散； friedrich froebel在1937年创建的幼儿园经过发展成为更加成熟的幼儿园形式；源于对足球和曲棍球等运动的全球性喜爱则催生了运动俱乐部的。

在某些时期，市民社会为社会创新提供了最大的动力。19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同时还伴随着众多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的涌现：互助行动、微型贷款、建筑行会、合作机制、贸易联盟、读书俱乐部，以及具有慈善精神的商业领袖开创的示范性社区和学校。在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创造了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护理模式、住房模式、社区发展（爱德华式住宅群the Edwardian settlement）和社会关怀（比如英国的rowntree基金会）。

有些时候，社会创新由社会运动驱动。这种类型的第一例，就是18世纪晚期英国的反蓄奴运动，那次运动创造了我们现在商业活动形式的绝大多数：公众会员制、游行、请愿、标语和口号。在1960与1970年代，社会运动的主题主要是生态、女权和公民权力，这些运动催生了在政府，商业市场和非盈利组织中的许多创新。有时，有些特定的事件会激发创新。在英国，1960年代一个叫做“凯西回家来”的关于无家可归者的电视节目催生了一个非盈利庇护所，和40年以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的运动。

在其他一些时期，政府在社会创新中起主导作用，比如在1945年后民主政府构建福利系统，学校教育系统，和各种诸如为农民服务的贷款银行和成人大学学习网络这样的机构。（在这个时期，很多人也同时发现，民间机构和慈善机构地域狭隘，有家长式作风，且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社会要求。）

社会创新从来就不局限于社会政策。在19世纪的苏格兰，罗伯特·欧文尝试从他的lanarkshire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体。而后，成功的创新也出现在银行业（世界上最高负债率的银行rabobank就是一例），其他多种行业（西班牙的mondragon就是一个雇佣了8000多人的合作社联盟），在一些公共设施建设行业（比如英国成功私有化后成为以信托基金方式管理的公共设施——威尔士水气站）。在很多国家，农业、零售业和金融的一些重要股份都采取了信托基金的形式，使得社会目的和经济目的得以统一。在媒体领域也有创新：从19世纪通过社区广播和电视网络传播的贸易联盟报纸，到韩国的Ohmynews这种新媒体形式（通过严格而开放的制度鼓励民众参与网络新闻采写，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媒体领域最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

宗教在汇聚想法，发展社会创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南丁格尔到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创建新型医疗设备的黑人信仰先锋mary seacol，到为20世纪的社会创新扫清障碍的维多利亚式住宅群（Victorian settlements）。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而在美国，黑人教堂是民权运动、微型贷款、互利福利甚至最近的收养政策的推动者。最近出现的一些非常投入的穆斯林非赢利组织，则掀起一股新浪潮。

回顾历史，我们很难发现在某个领域社会创新没有起到重要作用的，如汽车的使用推广不仅由燃气发动机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线推动，还得益于一系列的社会创新：驾校，道路标记和使用公约、车库、交警和限速牌，还有最近的拥塞收费系统（congestion charging systems）。

三、社会创新的动力

英雄式个人

最初，社会变革被描绘为被一小群精力充沛而缺乏耐心的英雄式人物所驱动。历史中有很多关于他们如何重建世界，说服和引诱懒惰胆小的大众接受变革。罗伯特·欧文、奥太维娅 ·希尔和迈克尔·杨就是三个这种历史记录的主角。

诞生于工业革命伊始（1771年）的罗伯特·欧文是18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家，尽管对此人们颇有争议。在世纪之交，他在new lanark创建了四家丝绸工厂，并且决定通过这四家企业他不但要追求利润，而且要改变世界。他坚信“人性本善，但常为恶劣环境玷污”，他将所管理的棉花社区建设成了一个示范性社区。当他最初在new lanark工作时，那里有些5岁的孩子每天在丝绸作坊里工作13小时。他停止雇佣10岁以下的孩子，并且把他们送去新建立的学校或托儿所，同时让那些大孩子一边工作一边读中学。除了建立学校以外，他还建立了为工作的母亲提供的托儿所、免费医疗护理和综合性学校，包括夜读班。那里还出现了音乐会、五道表演、音乐制作和优美的风景区。他的做法吸引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模仿，他在新型合作社和互助社运动方面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为现代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

19世纪出现了更多的社会创新者。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1838年出生的奥太维娅·希尔。他的父亲是罗伯特·欧文的追随者，她从小就开始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想家。在1864年，ruskin在天堂广场那个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买了3栋楼房，把它们交给奥太维娅·希尔管理。他们的目标是“使得居住有尊严和家庭生活快乐”，通过她的决心、人格和能力使得那些贫困地区转化为至少可以忍受的和谐社区。社区仪式场所包括会议厅、存钱俱乐部，民主活动也被鼓励开展。她的这些培训和活动项目为当代的物业管理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horace 街道信托的创建打下基础——为物业管理协会作了很好的示范。奥太维娅·希尔是伦敦绿化带的最早倡导者，发起了“军队学生力量”以团结青少年的力量，发起创建公园使得医院周围变得美丽，她还在1895年创建了国民信托，这大概是世界 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处理遗产的机构，而它现在已经有了34万多会员。

迈克尔·杨（杨氏基金会就是根据他而命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者之一。他生于1915年，他的经历和贡献使得他的故事看起来复杂而充满闪光点。1945年，作为英国工党的研究带头人，他帮助建立了福利系统，目睹政府在改变人们生活方面的力量——从诸如国民健康计划到综合福利制度这样的激进社会创新。他开始关注是否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过于强大的角色，于是搬到了伦敦东区，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他的尝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他还写了一系列的畅销书，改变了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如城市规划、教育问题（如何高效地扩大受教育机会），以及贫穷问题。他还开创性地提出了在私有市场和公共服务领域赋予公众和消费者更多力量的想法：英国国民健康计划、课外俱乐部的发展，以及社区议会计划。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而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创建了新型机构和模式。这其中一共有60个独立的组织，包括开放大学、消费者协会、语言热线、特别教育和开放艺术学院。有些引发了学术界的正式研究，另外一些则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谈论的关于解决社会疑难问题的热门话题。

这些个人都是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同时具有传播观点的强说服力和使得事情发生的实际能力。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社会创新者，这些社会创新机构的领袖中有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有非盈利机构运作者。

此外，也有很多不那么出名但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david bonstein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对此作了讲述，如遍及全印度的旨在帮助街头儿童的全天候儿童热线和其项目领袖jeroo billimoria，巴西associacao saude crianca rensacer的创始人vera cordeiro，taddy blecher和他创建的社区与个人发展协会（cida）城市校区（这是南非第一个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商科教育），以及karen tse和他创建的国际公正之桥。

通过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创新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运动在上半个世纪具有的影响力，个人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且融入到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影响力深远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都吸引了上百万人和许多学术界以及机构领袖。谦虚的他们大多会发现，他们在一边跟随和传递着公众的认识，一边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

就像那些创新者们所经历的那样，这些运动大多产生于意见分歧。但是具体情节却非常不同。比如，环保主义思想来源于很多渠道。早在19世纪，该运动的先驱诞生，其中包括：保护森林，尤其是生物多样性；还有更加政治化一些的运动，反对大公司对环境的污染，以及为受害者索赔；更加直接的一些运动，比如绿色和平和全世界范围很多其他对个体领袖持怀疑态度的绿色组织。环保主义催生了很多社会创新，从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到社区所有的风能农场。今天，环保主义不仅成了大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bp等一些公司尝试更大比例地使用可再生资源），而且还是有机食品和家用肥料企业和市政府等机构组织文化的一部分（比如相当多的美国市长就曾表示他们对京都议定书的支持；地球之友这样的组织也提倡环保主义）。

女权主义也是一些思想的汇流。在西方，它根植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妇女共和俱乐部的人本思想，最后演化成了一个包含很多方面意义的运动，其中有文化意义（为一些先锋所推进，如emmeline pankhurst, simone de beauvoir 和Germaine greer），政治意义（新西兰是第一个成年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国家，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方面一直领先于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及经济意义（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很多想法通过法规透明化：治理挪威的工党最近颁布法案要求大公司董事会的40 % 必须是女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残疾人权利也是在制定法规、雇佣行为和公共政策方面仍有重要影响力的一系列有力的想法，这些想法同时对大众文化产生影响——那些陈旧的思维方法曾经为大众接受，后来就开始阻碍社会进步。在1979 年的美国，给残疾人强行消毒还是合法的。在接下来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残疾人保护运动变得越发军事化：那些服务残疾人的志愿组织通过激烈的战斗占领掌控那些带有家长式作风的非营利组织。多亏了他们的战斗，新法规保证了残疾人雇员的权利，也促成了很多科技创新的努力：比如1972年在加州伯克利地区由残疾人活动家创建的“独立生活中心”，以及诸如文字电话、声音识别系统、语音合成技术和读屏器等科技发明。

这些运动都改变了世界，而有趣的是，它们也同时显示了对个人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的怀疑态度。相信社会运动能带来创新的人们会认为，社会进步源于某几个杰出个体的智慧是一个时代错误，一个属于民主社会之前低级社会阶段的错误。同时，这些运动都注重实效——它们使得人们更有力量去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等着政府或者是英雄人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四、社会创新如何发生：令人不安的比喻——蜜蜂和大树

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创新的描述——无论是个人为主导还是社会运动为主导，都提供了有见地的洞察。每个角度都强调了社会创新的文化背景——一种融合了各种诸如排他、憎恨、激情和投入等情感而促进社会创新的文化背景。每个角度都证实，社会创新走的是“之”字路线，早期在一小群人中缓慢发展，紧接着是一小群坚决拥护者努力下的迅速发展，随后则是成熟和沉淀的缓慢过程。

每个角度都强调了想法的重要性——事情如何可以变得更好的前瞻性视角。每一个成功的社会创新者或社会运动都是首先在很多人的脑中种下了新想法的种子。从长期来看，想法的力量是超过某个个体或运动的；当然，正如凯恩斯所述：“世界还是由少数人领导的。”

但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故事都无法否认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变革从来都是在一些勇敢的人愿意冒风险提出自己的主张时才有可能发生。领导力即使在最平等和最民主的运动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但是，也是社会变革本身的意义使得人们舍弃旧习惯。即使是伟大的宗教先知也只是发起一种伟大的宗教，随后即由伟大的组织者、福音传道者和军事征服者集中精力在思想的基础上创建出伟大的组织。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社会创新一般会经历的阶段——发生和传播直至想法有了切实的行动主体——而其中个体和社会运动都有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后我们将讲述在某些变革和创新中，某些步骤也可以是不完整的。

在每个阶段，我们都会表明，新想法都必须得到支持才会得以生存。他们需要的支持包括：其他人的激情和投入、必要的投资等等。换句话说，社会变革依靠我们可以成为“蜜蜂”和“大树”两方面的联盟：蜜蜂是有新想法的个体和小组织，他们行动迅速而富有弹性；大树则是诸如政府，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大机构，它们的创造力有限，但是却在执行力、持久力和事情发生的根基方面占有优势，他们彼此需要。

通过理解需求和发现潜在解决方案来聚集想法

社会创新起始于发现一些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可能通过新方法解决。有时，社会需要是极其明显的，比如饥饿、无家可归和疾病。但有时需要不是那么明显，例如防止家庭暴力或种族主义，这些需要社会运动来发掘并且描述。

需求通过多种方式为公众认识——通过愤怒的个体或群体，社会和政治运动，或者是密切的观察。它们也许产生于非正式的社会运动，宗教运动（例如大赦年债务运动），现有的志愿性组织（例如rnid开始的数码助听设备），个体社会企业家（例如奥科维亚·希尔的国民信托和先锋职业疗法），或者是人群整体改变（例如语言热线的创建以满足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群）。

一些最好的社会创新者会发现未被市场和政府解决的问题。他们总是擅长讲述和倾听，深入事物表面发现问题以理解人们的需求、不满和冲突。同情心是起点，为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解除痛苦则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一些最有效的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是相信人们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最好诠释者，也是他们问题的最佳解决者。如果想要找到改善慢性病状况或青少年之间关系疏远问题的好方法，最好先看看那些人们是如何自己解决问题的。再就是看看人们是如何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一个出狱的人或者没有任何资历的18岁青年到底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寻找例外”——那些一般人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途径是如何比现有最佳方案更节省成本。

需求和新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新的可能也许是技术方面的——比如利用电话支持前线员工，利用数码电视加强社区，或者利用人工智能引导家庭法，就像是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确实，因特网正在聚集很多将在社会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商业模式（杨氏基金会就通过“开放商业网络”收集了很多新型商业模式）。

其他可能性则可能来自于新型组织结构，比如最近在英国创建的社区利息公司，或者在全球发展中越来越多使用到的特殊用途交通工具。可能性还会来自新知识的获得，比如新近的研究早期教育发展对未来机会的重要影响。创新者一般有开阔的视野，而且善于发现看起来并不明显相关的方法如何联系起来解决问题。

很少有想法一开始就非常完善。创新者需要经常尝试，并且在实践中调试和修改方案。不断修改似乎在所有创新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包括试验犯错和承担风险——只有在回忆时才会觉得是理性和经过计划的。

新想法也很少在本质上是完全新的。在很多时候，它们是将原先看起来不相关的想法组合了起来。创造性的组合有健康诊断热线（组合了电话、护士和诊断软件）、无家可归者卖的杂志、同性恋权利和婚姻、动物权利保护、通过适用刷卡机实现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的大规模自行车租借。很多新想法都是跨越了学科和部门（比如50%的公共部门创新现在看来被认为是跨越组织边界的）。

一些组织利用常规的创造力激发方法去开发更多可能性。包括edward de bono发明的方法，比如设计公司IDEO。他们的目的均在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自由地思考，发现更多的新模式。其中有一些方法很能激发创造力——比如，让设计者和模式发展者面对最难应付的客户，或者最难解决的问题，激发他们从更多方面想出解决方案。

创造力还可以为不断累积的他人的想法所激发。 nicholas albery，迈克尔·杨的一个长期合作者，在1985年成立了社会创新机构，定期出版书籍以记录社会创新和这方面的视野发展；在1995年，他帮助创建了全球创新想法银行（global ideas bank）——一个积累想法和经验的丰富在线资源。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想法会得到市场的认可。比如innocentive公司为通过可行方法解决问题的创新者提供现金奖励。他们的行动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同一个社区或者临近地区这样相似体系下的问题很有可能已经得到解决。

每个社会都会错过很多可能的社会创新。有些想法甚至从来没有走出厨房或者酒吧；很多则是有了一个简单的组织模型，却因热情减弱或发现想法并不是很好而渐渐失去力量。但是成功的关键在于保证有足够多的选择。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和化学奖获得者 linus pauling观察的，“得到好想法的方法就是有足够多的想法去扔掉不好的想法而选择出好想法”。

发展想法→形成模式→开始实践

社会创新的第二步，就是选择一个好想法然后在实践中试验。大多数想法刚刚接触现实就会流产。但是他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展和提高。市场调研或者书面分析也许可以给社会创新带来启发，但是人们总是通过发展想法，形成模式，并且在此过程中聚拢热情而获得更加迅速的进步。

社会创新总是在早期被实践。因为那些创新者总是有很高的驱动力，并且没有耐性等待政府或者专业人士出来解决问题。那种总是试图加速他们的工作进展推进革命发生的经历和榜样的力量都至少会和书面的论文或者主张一样有说服力。比如迈克尔·杨就总是非常迅速地创建某个孵化性组织，而不是等着详细的商业计划和分析。

可以快速形成可行模式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创新在开始起作用之前都要经过很多次尝试。首批“产品”总是有缺陷的。国民健康体系用了40年将不可能的梦想变为现实；收音机的诞生用了十年时间（它的早期设计者错误地估计用户会用它来给朋友和家人发送信息，就像使用电话那样）；维基百科开始时也曾经历失败。

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方法帮助创新想法在真实环境或有一定保护条件的环境中形成模式，发展壮大和试验新想法，这些是介于真实世界和试验室之间的方法。慈善家和基金会手头的闲置资金对于新想法的阶段性进展会有关键作用。政府也在通过更多的实践，路径寻找和试验来更加谨慎地提供帮助。孵化器这个在商业领域常见的工具在社会部门和非盈利组织也在得到运用，虽然其中的行动和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商业领域，诸如三维印刷机的很多发明加速了想法形成模式的过程，而在社会领域，很多类似的方法正在发展，它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想法从而使之更快地得到发展。

规划社会创新    评估而后扩大规模并且扩散好模式

当一个想法可以在实践中证实可行，并且有继续成长的可能，我们就可以开始社会创新的第三步——通过有机成长、复制、实施和加盟扩张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让一个好想法在实践中扩大规模需要战略和具有整合力的规划，同时还需要有调配资源，发现整个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通过攻克关键障碍来解决问题。“蜜蜂”需要找到支持的“大树”以获得力量并使事情做大。这同时就需要通过规范的方法说服潜在支持者，包括投资评估、影响力评估或者更新的方法去判断投资的社会收益或综合价值。沟通在这个阶段很关键。社会创新者们需要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勇气和注重实效的坚持来引发和影响支持者的想像力。一个好名字，同时有品牌、身份和故事，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社会创新随着产生它们的组织发展得到传播。

社会创新的成长过程正在加速。有了网络，创新可以得到很快的传播，当人们可以将创新以规模经济的低成本在全国或者更大规模传播时确实没有多少必要将创新的试验和形成规模限制在某一个地区。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加快了成长，但是同时也加速了下降和消失的过程。

杨氏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就很好地显示了为何社会创新难以复制（以及找到更加有效策略控制规模）。社会得以复制有两个前提：一是有利的环境（比如一个服务的买方市场，或者政府可以提供基金或合同），二是组织成长的能力。这两者对于社会创新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也许需要数十年时间有利的生长环境才会形成——说服消费者和公众机构接受某种新产品。

在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那些在早期颇有贡献的创建者无法在组织成长和巩固的过程中总是具有必需的所有技能和态度，（这也就是过于独断的管理方式会在这个领域阻碍组织发展的一个原因）。创建者经常过长地居于管理中心，而投资者和股东们没有施加充分的压力要求变化。比较而言，在早期快速发展的商业组织总是涉及无情的管理层变更。确实，每个领域的成长都在于对创建者的超越。所以明智的创建者总是设计极富挑战和竞争的良好接班人选拔机制（很少有人留在管理层超过10年的）。这个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机构，比如都是在后期超越了它们的创建人而走向全球的社会机构。

在商业中，微软、宝洁，或者亚马逊这样的公司都告诉人们，初期通过激烈创新打开市场局面的那些先锋领袖几乎在公司扩大规模和继续成长阶段同样起到巨大作用。通过激烈创新打开市场局面阶段和组织成长巩固阶段所需要的技能和眼界不仅不同且有些互斥。大公司总是长于把新想法带进大众市场中去；而它们也认识到，激烈的产品创新应该由新兴公司去做，而它们把精力集中在巩固市场，整合公司资源，或通过颁发许可支持那些它们看好的项目。

学习和发展

社会创新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学习和适应，为组织确定也许不同于创建者预期的形式。经验也许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或应用。在竞争市场或公共部门中，人们对学习如何发展有较为完善的理解。诸如健康合作计划那样的新模式（被英国国民健康计划用来促进在癌症和基础护理方面的创新和实践）和有明确范围界定的研究团体（用途在于诸如为一些大城市分析城市交通战略）帮助创新和提高可以运用在相对保守的传统领域。

这同时也充分说明创新的不同阶段都在于各种形式的学习，而不是某个天才孤军奋战。相反，想法总是始于创建者未能思考完全的可能性。它们总是在更多的想法在实践中被试验直到更好的方法被找到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晰和有条理。这个过程涉及围绕几个最容易沟通的核心原则和想法进行巩固发展。当想法在新环境中实施后它便前进了一步，在机构中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学习从而得到发展直至更好的方法被找到。

有些机构在保持创新动力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不会陷入某个市场或形式中而无力进步。比如澳大利亚的萨马利亚组织（the Samaritans）成长为一个福利服务的提供者；英国的ect集团从一个社区交通组织发展成为一个道路可再利用废物回收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并且现在在向健康领域发展。总体上说，大些的机构更有消化的能力——学习和发展，而小组织则通过它们的成员在适当的网络中学习技能而得到能力提高。

五、社会创新从哪里开始？

对创新的线性描述为思考变革提供了很有用的框架。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很多阶段并不是连贯的。有时，行动先于理解。有时实践促进了想法的产生。在每个阶段之间都有反馈和改进这个循环，这使得真实环境中的社会创新更像是多重螺旋而不是线性的。不同部门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真实环境中的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这其中想法总是会有改进和变化，甚至有时会出现在不同部门。比如，减少肥胖的创新模式可以是纳税人付费的公共健康项目，也可以是诸如“体重管家”( weightwatchers) 这样的自助性商业机构。

社会机构和社会企业

在社会机构（比如慈善协会、社区组织，或非盈利组织）中心，想法多源于某个人、某社区问题或激情所在。新模式的实验总是在确保了慈善家或捐款人的资金到位后才小心谨慎地在本地区开展。在其他部门，发展新的社会模式总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这个过程涉及更复杂的联盟或合作关系以及经济基础，虽然他们中的一些成功者最终可以通过成长或被模仿而得以复制。一些好例子包括：格勒姆银行，barnardos australia儿童案例管理系统。社区土地银行是另一个例子，它开始于印度，后传到美国，而后成为一个全球利用的模式。网络的力量也加快了社会组织创建速度。mysociety.org创建的誓言银行发明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使得不同团体可以一起努力，促进一个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企业融资的新来源使得有新想法的个人更容易得到资源有所发展，也使得现有组织更容易获得资源寻求更大的发展（比如社会企业可以求助于慈善银行）。也有少数组织致力于在志愿性机构鼓励创新（包括社区行动计划等等）。

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在政治和民间社会之间发生。总体来说，创新性的社会运动开始于一个小团队，他们寻找想法一致的联盟，为愤怒或强烈的希望所激发。他们组织推广运动，进而试图展现社会运动成功的四要素：意义重大、力量联合、人数众多和投入深入。州立政府可以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帮助或者阻碍他们成功。争取平等机会的运动从1960年代激进的边缘群体到主流商业思想都有助于法规的产生。

政治和政府

政治家和政坛活跃人士推进新想法的发展，是为推进他们自己的信仰，而部分是为获得政治优势——更多的公众支持和更大的利得和保持权利的可能。他们在党内不同部门中，报纸文章中和会议游说上推广努力使得他们的想法进入党内项目和报纸，部长演讲和项目中，随后进入立法和采购项目中。比如，推广要求采用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材料的建筑条例，社区公交车服务，或者无家可归青少年的庇护所，都是以政治为最佳途径取得变革，即使这些服务都是非赢利组织运作的。

规模的扩大通过新机构和支出项目得以实现。一个很好的鼓励公共创新的例子是在州和纽约城市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支持法庭创新，帮助发展、实验和评估对司法和减少犯罪方面的新方法。

市场

商业市场也可以是促进社会创新的有效途径。持续的社会创新通过商业市场从边缘走到了主流文化。这种创新多开端于某些热情支持者在一个几乎像是礼品经济（gift economy）中生产和消费。而后随着市场成长，热情支持者可以在他们的圈子里成立一些小公司，有时得到一些带有一定使命的投资。在后期，由于发现这个市场确实有利可图，更多主流投资者开始进入；于是在最后一个阶段，曾经的边缘成为了主流市场中的大公司，并且开始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物流和市场能力来形成可复制的模式。

这种类型的实例包括公平贸易的传播发展：它从一个为教堂和贸易联盟支持的激进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最具广泛意义的市场的主流。这种思想主流化的过程有时是高度不明确的（雀巢公司在2005年投入市场的支持公平贸易的一系列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lunix开源软件的传播，它在十年内从电脑产业的边缘成为网络时代支柱性技术和微软越发强劲的对手。凤凰城大学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公共部门和非赢利机构的有趣例子（还包括开放大学）——效仿他们的做法并且变成了成功的可以迅速扩大规模的商业模式。

市场本身也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创新。这其中包括新型的商业模式（比如丹麦的mandag morgan综合利用了时事通讯、智囊团、论坛和咨询的方法）和新市场（比如现在伦敦东部正在形成规模的不同的电子市场）。

有不少的公司引领了社会变革而不是追随它。body shop是一个综合了社会使命和商业目的的一个杰出范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总是离核心商业运作的目的有一定距离。无论如何，组织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鼓励真正激进的方法产生，将富于创新的商业思维运用到解决社会问题中。像bp，tnt或Salesforce那样的公司总是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员工的志愿经历，和运用企业资源的创新方式。但是虽然有着这些商业技能在社会部门的贡献，很少有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真正在健康、教育或福利这样的大部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为了使得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有吸引力，那些大企业大投入较多，这使得他们的模式难以在资金较为紧张的公共部门开展。最有用的社会创新模式总是和核心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所以它们的目的对企业获利能力的直接影响，多过于对企业声誉的间接影响。

学术界

新模式有时在大学中发展，在学术领域得以讨论，然后付诸实践并且在模式扩散之前加以评估。为了取得成功，他们必须展示一个会被承认的前景，发动那些脑力劳动者，比如博士研究生。一些实例包括：为martin seligman运用的帮助青年人避免抑郁症的认知行动疗法；提高社区能力的参与者行动模式；“食物里程”，一个带来关于本地资源利用新思维的想法；煤炭市场想法，还有哈佛医学院paul farmer ，他的工作最终创建了“健康伙伴计划”，并且在海地设计了肺结核社区干预计划新模式，后为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但是学术界的高山还是缺少培育新想法的机制。在过去的20年里，学术界推行了技术转化的有力改革；而他们刚刚开始考虑如何在社会领域取得相同程度的改进。比如通过雇佣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方面的领袖，运作社会实验室或孵化器来连接用户和创新者，或者是“社会科学公园”。

慈善机构

慈善家在支持创新方面优势明显：他们有钱，有强大的网络，并且很少为责任所束缚。19世纪，慈善家在创新方面有很大影响，尤其在为工人创建模范城镇方面。20世纪，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基金会为创新模式的提出和发展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减少了贫穷，改善了保健和学习。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慈善机构遭到广泛质疑。其家长式作风，思维单一的基金运作，以及无需承担责任的权利，使得它被视为时代错误。这催生了更加进步的基金会——包括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和英国的rowntree基金会，他们帮助激进的模式最后得以成形。今天，虽然有很多慈善家继续以一种散弹枪的方式对社会变革在没有整体认识的情况下支持项目；我们同时看到，新一代的基金会和个人慈善家正在开始关注社会公平和创新。盖茨基金会是最近几年的优秀事例，它支持了现有的医疗和减少贫困模式，同时也支持创新，比如设立基金工具去激励新型疫苗、艾滋和疟疾治疗方法。而它所有资源的规模也使得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影响公众态度以及和政府打交道。英国的peter lampl（通过sutton信托）就是一个优秀的现代个人慈善家范例——他将精力集中在特殊的国内问题上（通过教育提高社会流动性）；他同时还在为创新项目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提供基金支持。

六、社会创新的阻力

社会创新并不总是简单易行的，虽然人们天生就富有创造力和好奇心。在有些社会，尤其是权利被高度垄断的社会中，要么自由沟通被禁止，要么没有独立的融资渠道，于是社会创新被扼死在襁褓中。所以有时社会创新过于激进而很难存活，而“里昂纳多效应”就是用来描述那些远远超过现有科技水平、像直升机那样高高在上的想法（而里昂纳多·达芬奇的一些奇特想法，比如插上翅膀就成为飞人，则违反了物理学原理）。

总的说来，社会创新总是在适宜的环境中更有可能发生。社会运动、基本法律保证和法律制度，加上开放媒体和网络则是关键因素。在商业中，社会创新可以为竞争、开放文化和可获得的资本所驱动；而当资本获得渠道被少数人或者政府垄断，社会创新就会受阻。在政治和政府方面，条件包括党派竞争、智囊团、创新基金、可竞争市场和足够的引导。在社会机构，社会创新多为事件者网络、政治联盟、强大的民间机构（从贸易联盟到医院）、激进基金会和慈善家的支持所促进。在这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全球合作都会使得想法多方面得到交流，从而使得经验学习和在早期分享想法更加容易。（比如恢复性司法从新西兰毛利岛扩散到世界范围）。

商业和科技领域的多数创新都会失败。社会创新也是如此。有时，失败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一个想法的实现需要很多资金；和其他选择相比不是最好的；或者因为未预见的结果而失败。但是我们认为，很多想法失败并不是因为内在的问题而是因为缺乏足够有效的机制调试和推进它们的发展，随后扩大它们的规模。商业领域有很好的新想法发展过程，这不仅应归功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而且还应归功于公共科技的支持和对孵化机制、风险投资以及创业企业的私人投资。在社会创新领域，类似的潜在支持来自基金会和公共机构 ——他们的力量相对薄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政府，为非盈利组织提供40%的资金，但是他们并不擅长发现和复制创新想法，尤其是当想法来源于其他部门时。而且政府面对一些失败的项目往往骑虎难下，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官员都几乎没有动力帮助新想法的发展。不适应新想法和环境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没有多少威胁，而支持新想法则会冒触犯既得利益者的风险。显然，明显有希望成长的新想法要想获得资源是非常依赖各种条件的满足，比如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社会创新者大多会认为政府反应迟缓。但是政府和公共部门对新想法保持谨慎还是有道理的。创新必然会有失败的可能——对于责任在身的组织或那些用稳定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依靠（比如交通灯系统和福利发放）的部门，他们当然希望尽可能少的看到失败。大多数的公共服务，比如大多数的非盈利组织，还是集中精力于通过更好的管理提高现有模式的水准而不是采取新想法。

所以当风险可以控制时，当失败可预见或者用户有更多选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其他学校或医生）时，或谨慎对待期望（比如政治家坦诚面对很多模型已被证明失败这个事实）时，创新相对容易操作。在更多时候，当服务合同强调结果而不是简单的产出和活动时，或在此过程中有竞争和承担责任而不是政府独裁时，创新变得更加可能。于是公共部门如何与社会部门或非盈利部门对接便非常重要，尤其考虑到公共基金总倾向于忽略其他利润来源。投资针对产出和社会影响而非单纯的活动过程是很有帮助的；对真正高风险的想法和试验更是如此。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创建出一个在主要部门支持创新的发展完善的机制。

对缺乏耐心的企业家和活动家来说，公共部门总是行动过于缓慢。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他们反应迅速：由深远影响的重建工程总是可以很快启动，不论要建立新的文化、过程和技能模式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更不用说信任机制。这种系统性的变革的现实周期是10到15年，而不是那些缺乏耐心的部长们提出的过短的周期。  (［英］杰夫·摩根 等  张晓扬 译 )

参考文献

http://www.bijiao.net.cn/news-25.htm

该页面最新编辑时间为 202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