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
1488年12月8日
1488年12月8日出生于北京孝顺衚衕。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
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
1511年
1511年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指责皇帝，皇帝不理睬，便称病辞官
1517年
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复为翰林修撰参编《武宗实录》
1521年-1523年
1521年朱厚照驾崩。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1523年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杖责罢官
1524年
1524年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
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助平叛乱
1526年
1526年父亲杨廷和患病，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举家迁蜀，但因人举发被押回永昌
1553年
1553年，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但因人举发，又于1558年10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
戍所逝世，明熹宗时追谥“文宪”
1559年8月8日
1559年8月8日，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去世后，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世称“杨文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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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历史上12岁神童，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是他写的，只是无法善终
神童名起
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 （12月8日）。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 。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
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一岁的杨慎与云南永昌张志淳之子张含订为金石之交。 杨慎此年已经开始创作近体诗。
弘治十二年（1499年）四月，杨慎第一次出京，随其父亲杨廷和回蜀守制，奉祖母叶氏柩葬于新都城西门外祖茔。杨慎还模仿名贤作《吊古战场文》，叔父兵部侍郎杨廷仪见文中“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数语，不禁击节称赞。 祖父杨春阅后建议杨慎拟作贾谊的《过秦论》，杨慎第二天呈上一篇拟作，议论秦朝得到天下而很快迅速灭亡的教训，与贾谊的很多观点都相契合。祖父杨春读后又惊又喜，称杨慎为杨家的贾谊。（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
弘治十四年（1501年）夏，父亲杨廷和守丧期满，杨慎随父经汉中、西安、邯郸等地入京，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马嵬坡》等诗记录这些事情。同年秋天，杨慎跟随进士魏浚学习，创作的《黄叶诗》轰动京师。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诗后大为赞赏，遂收杨慎为门生 ，并称杨慎为“小友”。 ，大学士李东阳又命杨慎仿作诸葛亮《出师表》和傅奕《请汰僧尼表》，李东阳阅览后称赞其韵味“不减唐宋词人”。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杨廷和与张元祯同主会试。杨慎在礼部考场侍奉杨廷和。时崔铣试卷在分考刘武臣帘下，疑其刻深，没有被录取。杨慎看到了后十分喜欢崔铣奇隽的文字，向父亲推荐。杨廷和便提拔崔铣为《诗经》魁。崔铣知道了后用“小座主”称呼杨慎，二人结为知己。
蟾宫折桂
杨慎画像（现存云南博物馆）
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1]（12月8日）。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2]。七岁时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
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
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3]。
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5]从此，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又出任翰林修撰。[6]
坎坷政途
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经张皇后及杨廷和商议，便迎立其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杨慎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任纂修官。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讲解《舜典》：“圣人设立赎罪的法子，是用于不大的罪过的，是为了让百姓自做新人。如果是首恶或大奸，没有可以用钱财赎免的道理。”
移疾求退
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假，辞官归里。[7]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驾崩。因朱厚照无子，经张皇后及杨慎父亲杨廷和商议，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杨慎利用给朱厚熜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朱厚熜。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朱厚熜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8]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朱厚熜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朱厚熜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朱厚熜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9]
流放滇南
杨慎雕像
杨廷和在朱厚照驾崩、朱厚熜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10]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杨慎簪花
嘉靖五年（1526年）杨廷和患病，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11]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12]。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13]
朱厚熜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朱厚熜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14]《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朱厚熜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将其押解回永昌。[15]
卒于戍所
杨慎塑像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在戍所逝世，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去世后，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16]。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附葬于父杨廷和墓旁。[17]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18]。
明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追谥‘文宪“。[19]
文学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杨慎编《风雅广逸篇七卷》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秘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峣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
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儒学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的弊端
杨慎铜像
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此指象山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言）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学“削经铲史，逃儒归禅”，又点示理学同禅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杨升庵祠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对阳明心学有所批判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指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己）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著述
明陈洪绶绘《升庵簪花图》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朱厚照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列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20]书法
杨慎书法
杨慎工于书法，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称杨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朱昌颐《跋杨升庵诗扇》也说：“书法尤超迈绝伦，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书论主要见于《墨池琐录》《升庵书品》《法帖神品目》等。[21]绘画
杨慎亦善写兰。王文治《杨升庵画兰长卷跋》称：“杨升庵画兰卷子（长至四丈），疏密反侧，朝烟晚露，皆能毕肖其形。”其画论有《升庵画品》《名画神品目》等。[21]
| 体裁 | 作品名称 | |||
散曲 | 《陶情乐府》 | |||
小学 | 《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 | |||
经学 | 《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 | |||
文学 | 《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 | |||
史地 | 《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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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评价
杨慎石刻像
蒋冕：用修之博，何减古之苏颂乎！[22]简绍芳：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23]
陈文烛：公孝友性植，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22]
周逊《刻词品序》：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李贽《焚书》《续焚书》：①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②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24]
焦竑《升庵外集题识》：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25]
顾起元《升庵外集序》：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张华）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26]
安东守约：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
张燧：升庵博洽似张茂先，诗文似庐陵、眉山两先生，坎壈过汉之贾长沙，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庵而当代之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矮人观场，徒谓先生为博学人，而一二崛强之老，又且掇拾其后，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28]
林时对：夫以刘伯温之瑰奇、宋景濂之温醇、解大绅之豪爽、曾子棨之英迈、高季迪启之超脱、李宾之东阳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简严、王敬夫九思之高迈、崔仲凫铣之修洁、吴匏庵宽之纯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杨用修慎之奥衍、王槐野维桢之简练、康德涵海之雄骏、廖鸣吾道南之富有，此权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间耳。[29]
清·钱杜《杨升庵小像》
王夫之：三百年来最上乘。[30]王士禛：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31]
张廷玉《明史》：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沈德潜：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五言非其所长，以过于秾丽，失穆如清风之旨也。[32]
纪昀：①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②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陈寅恪：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伉俪情笃
杨慎画像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善诗词，尤为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杨慎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寒夜，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戴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杨慎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
嘉靖八年（1529年）因父亲杨廷和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12]，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杨慎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藏书丰富
杨慎喜藏书，时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
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20]
| 关系 | 人物 | 备注 | |
家世 | 曾祖父 | 杨玫 | 以经贡入太学，历任贵州永宁吏目。 |
祖父 | 杨春 | 字元之，号留耕，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曾任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 | |
父亲 | 杨廷和 | 字介夫，号石斋，官至左柱国、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追赠太保，谥号文忠。 | |
生母 | 黄氏 | 云南督学眉山黄明善之女，封夫人。 | |
继母 | 喻氏 | 内江人，封夫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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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参考资料：[21][22][33][34]
《杨升庵太史慎年谱》[22]
《名山藏·卷八十五》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33]
墓址
杨慎墓在四川省新都城西北（今新都体育场北端），为明代杨春、杨廷和、杨升庵祖孙三人的家庭家庭墓地。之中有“培修状元坟功德碑”碑刻，讲述了杨慎的生平事迹、1988年墓地重修过程和1997年杨清钦恢复状元坟昔日宏构的乐捐功德。 其墓规模宏大，基园有祭坛、神道，神道两旁有石人、石马石狮子。“文革”被毁，仅存三米高的封土，1988年重修其基，现为新都县重点保护文物。
故居
杨升庵祠为杨慎的故居，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桂湖中路109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经明、清及近、现代修建，杨升庵祠及其所在桂湖现有楼台亭阁等古迹20余处，基本保存了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建筑和布局。1961年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定名为“杨升庵祠及桂湖”；199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卒地卒年争议
杨慎的卒年，简绍芳、程封、李调元各自撰的《杨慎年谱》记载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于云南戍所。 谈迁《国榷》卷六十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都说他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病殁于永昌佛寺。《明史·杨慎传》也记：“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一块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撰写的《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碑的出土 ，使“嘉靖三十八年”原说受到了动摇和挑战，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张增祺《有关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一文，对杨慎的生平卒年做了详细的考证。其根据《明史·王元正传》、《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和上述1965年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龙山原上发掘出土的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等资料，推断“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还活着”，并通过《明实录》关于为杨慎修祠的云南巡抚陈大宾的离任时间认定杨慎的卒年在隆庆二年（1568年） ，卒地在由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州。
二、针对张文，穆药撰有《也谈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和《杨慎卒年新证》两文来批驳，他也认同杨慎并非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但不赞成杨慎在隆庆元年（1567年）还活着的说法。 其根据李元阳《游石宝山记》及《兴教寺海棠感旧》，认为“杨慎卒年应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或四十年（1561年），至于具体卒于哪一年，则尚待研究。”针对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里的撰文时间，穆药认为《墓志铭》乃由杨慎先行写就墓志，日期留下空白，然后在沐绍勤归葬日期定下之后，再由他人补填写进去的。 而张增祺之所以失误，原因之一是所据《王元正传》乃是标点错误所致。 在第二文中，穆药仍旧根据李元阳《七十行戍稿序》和《游石宝山记》以及杨慎受李元阳之请所撰《重修弘圣寺记》等考订“杨慎卒年当在嘉靖四十年。”
三、八十年代末期，陆复初积极响应张增祺的观点，并根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和万历《云南府志》所载杨慎《重修弘圣寺记》关于记载李元阳出资修建寺庙的记载，提出杨慎嘉靖四十二年依然在世，卒于隆庆元年以后，进而分析说：“我的猜测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后，他又悄悄回到泸州，实现了‘为报衰翁二月还’的誓言，但从此销声匿迹，杜门不出……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活了八十岁。”“可能他是为了回乡，而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故又说‘颐老于蜀’。”
四、就张增祺所据《明史·王元正传》及《明实录》的失误，二十一世纪初丰家骅《杨慎评传》第五章《寄寓江阳，老死云南》有详细辩驳。丰家骅也认为卒于隆庆元年或隆庆以后不可信，他从杨慎的妹夫刘大昌《杨子卮言序》“握节云中三十六年”推断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仲春卒于云南。
文学形象
《簪花髻》全名《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是晚明曲家沈自徵以杨慎流放云南为背景创作的一部杂剧。全剧一折，与另外两部同以失意文人遭遇为题材的短剧《霸亭秋》《鞭歌妓》合称“渔阳三弄”。《簪花髻》的开场，借一个歌妓之口，道出新贬谪来的翰林杨慎的怪癖——醉酒后吟诗作赋，都写在她们的衣服上，并且这些写满书法的衣物很快会遭到当地人的抢购，以至于歌妓一律身着白练衣衫。杨慎出场后，先则痛饮狂醉，继之更是做出外出游春的放诞之举，沿途有人詈骂其不合礼法的行为，也有人出高价求字，而杨慎的态度是一律漠然置之，游览到兴之所至，乃慨然在歌妓衣衫上挥毫泼墨。最终眼见得风雨连天，不由得掩面痛哭而去。从戏剧结构和内容上来看，《簪花髻》较为简单，仅仅是截取了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流放生涯之一幕——女装簪花外出游春作为描写对象。
| 出版时间 | 书名 | 作者 | 出版社 |
1991 | 杨升庵 | 欧之德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07 | 状元秘史——杨升庵传奇 | 郭同旭 | 大众文艺出版社 |
2015 | 杨升庵传奇 | 刘先觉 | 巴蜀书社 |
2019 | 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 | 聂作平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影视形象
2018年2月22日至3月4日，四川音乐学院携歌剧《杨升庵》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所世界名校演出6场。 全剧共五幕，时间上跨越杨慎跌宕起伏的一生，地域上则跨越京城、四川、滇南，展现出杨慎作为历史的一个行者非同寻常的命运和永不放弃的执着。该剧由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林戈尔作曲、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教授左芝兰编写。其中由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青年教师杨俊扮演杨慎。
[1] 《杨升庵太史慎年谱》：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於京师之孝顺衚衕。[引用日期2019-01-29]
[2]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引用日期2019-01-29]
[3]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引用日期2019-01-29]
[4]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引用日期2019-01-29]
[5]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引用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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