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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

(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诗文集)
《昭明文选》[1]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三年(531)之间。《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在这部总集里,萧统把中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标准,《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由于《昭明文选》选材严谨、注重词藻,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书,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它是中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该古籍于2010年由黄山书社出版。
昭明文选资料
  • 中文名:昭明文选
  • 别名:《文选》
  • 作者萧统古籍类别:诗文总集
  • 篇幅:60卷
  • 内容简介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古诗十九首(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乌巢南枝。相去日己远,衣带日己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已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佳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曹植赠徐干》)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曹植《洛神赋》)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陶渊明《归去来并序》)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春草碧色,春水腥波,送君南浦,伤如何!(江淹《别赋》)

    作品目录

    卷一

    赋甲

    京都上京都

    两都赋序

    西都赋

    东都赋

    明堂诗

    辟雍诗

    灵台诗

    宝鼎诗

    白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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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背景

    玄学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玄学馆、儒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刘宋时期先后成立,后来玄学作为一种学科,玄学之名也被正式提出。由此可见,玄学在南朝的地位并未消减,而且和儒学史学以及文学并立;从设立的时间看,宋初“四学”中,最早设立的是玄学馆;从四馆的主管人员来看,从元嘉十三年,国子学成立后,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学的首领何尚之,而继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学兼文学家颜延之。而颜延之也说:“黜郑贵王,意在贵玄,事在败儒。”另外,在南朝许多文人既是玄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也为玄学的文学化提供了主观条件。

    《文选》的编者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关于《文选》的编纂者问题,学界基本认为是昭明太子萧统及其当时的文坛领袖刘孝绰等一批文坛名流。他们的文风代表着南朝的文学主张、审美标准等等方面,而玄学的文学化又是南朝文人极力追求的一个方面,他们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点选择那些符合他们的文学主张以及《文选》的选文标准的作品。另外,其中的编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录在《文选》之中,因此《文选》所选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文选》所收南朝作家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文选》共收录南朝作家共25位,其中包括南朝的一些大的文学团体,元嘉三大家以及竟陵八友中的六位,还有当时其他几位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文学成就也相当高,谢庄刘孝标、江淹、徐敬业王僧达王微、王仲宝、王简栖、刘铄、虞子阳等。从南朝四书以及《南史》中不难发现,这些作家的文学造诣相当深厚,并且都与竟陵八友有密切往来,因此,这些作家的作品皆能反映南朝的文学气象来,这也正是《文选》收录的原因所在。

    从《文选》所选其中的作家来看,它尽量避开玄言诗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朝正努力摆脱玄言诗的弊端,同时这也为玄学向文学化转向提供了契机。

    《文选》南朝作品的文体与玄学文学化倾向:

    骆鸿凯在其《文选学》中说:“文体莫备于六朝,亦莫严于六朝。萧氏选文,别裁伪体,妙简雅裁,凡分体三十有八,可谓明备。”可见,到了南朝,文人们逐渐对“文体”的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意识到了文体与文学的关系,因此,《文选》编纂者在收录作品时,必然注重对不同文体作品的筛选。

    《文选》所收录的文体有三十九类或三十八类之说,其中诗、赋又各分若干小类。其所南朝收作品共计175篇,涵盖的文体赋、述德、公宴、祖饯、咏史、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郊庙、乐府、杂歌、杂诗、令、文、表、上书、启、弹事、戕、书、序、论、、哀、行状、墓志、碑文、祭文共30类,基本上涵盖了《文选》文体的39或38类。其中杂诗有分杂拟。仅从文体数量上我们不难看出南朝作家对文体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玄学的文学化的范围在南朝扩大了,扩展到多种文体上来。虽然,并不是《文选》所收的文体都具有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因为《文选》所选的诗歌部分数量最多,其所涉及的文体也最多。就问题的总体上来看,因此,这一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

    《文选》所收南朝作品与玄学的文学化倾向:

    南朝作为我国诗歌、骈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诗歌在声律、用典、内容的表达等方面有了进展,并创制了大量的新的诗体像山水诗、宫体诗、拟咏怀诗、咏史诗等等。骈文的繁荣程度在南朝仅次于诗歌,使用的范围上却超过了诗歌,骈文的成熟也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文选》也紧跟这种趋势,收录了大量的诗歌以及骈文。因此,《文选》所收作品内容也具有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南朝玄学文学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选典的时候往往注重应用庄老的典籍,不论在诗歌还是骈文中都能找到例证。像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庄子曰:“闻在治天下,不闻在治天下也。”谢混的《游西池》:“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等。

    由此可以看出,南朝作家对庄老典籍的引用,已经摆脱了在玄言诗只摆玄理的缺陷,使玄学的内容更加具有文学化的意象。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选》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南朝文学家为了使玄学适应文学的发展,在逐步地实现其向文学化过渡,其作品亦呈现出玄学的文学化倾向,同时,这一倾向作为玄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阶段,也为唐代重玄的出现作了铺垫。

    作品影响

    《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字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

    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复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中国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

    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要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

    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称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者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菲。

    作品评价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沽、评论更难数计。研制《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蔽。《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历不输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诀》,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九年)旧历二月的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注本重刻,只不过是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对后来很有影响。

    宋代时“文选学”已渐趋衰微,有关的专著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如: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各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宋吴郡袁氏、茶陵陈氏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尤袤刻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写成《考异》十卷。以后的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除上述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影本影印发行。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昭明文选》历代注疏本列举如下:

    隋代萧该《文选音》

    唐代曹宪《文选音义》

    宋代秀州州学本《文选》60卷

    宋代广都裴氏刻六家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明州刊本六家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赣州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建州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吴郡袁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昭明文选

    宋代茶陵陈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尤袤刻李善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刘颁《文选类林》

    宋代高似孙《文选句图》

    元代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

    明代王象干《文选删注》

    明代陈与郊《文选章句》

    明代刘履《文选补注》

    明代凌迪知《文选锦字》

    明代胡焕文《文选粹语》

    清代杭世骏《文选课虚》

    清代石韫玉《文选编珠》

    清代胥斌《文选集腋》

    清代洪若皋《文选越裁》

    清代吴湛《选诗定论》

    清代董正扬《文选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选旁证》46卷

    清代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8卷

    清代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1卷

    清代张云《选学胶言》20卷

    清代朱珔《文选集释》14卷

    清代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

    清代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

    清代陈景云《文选举正》6卷

    清代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

    清代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

    作者简介

    萧统,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后世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唐显庆年间李善注本,改分原书30卷为60卷;一是唐开元六年(718年)吕延祚进表呈上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本。近代以来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及中华书局以胡刻本断句,于1977年出版的影印本。

    参考资料

    [1] 昭明文选译注(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 编)简介、价格-国学集部书籍-国学梦 · 国学网[引用日期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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